本报讯（见习记者高雅丽）“需要尽快促进我国一流大学与科研院所在重大传染病防控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实践方面，应参考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这类设施的建设和运行管理机制，合理调整我国目前在P3实验室设施建设和运行方面的政策。”近日，清华大学医学院副院长张敬仁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他指出，“由于疾控中心功能与人才储备的限制，这些设施对提升我国在新型传染病的防控实力方面的贡献微弱。我国的生物医学基础研究的高端人才主要集中在一流大学和科研院所，但是只有几个P3实验室设在大学和研究机构。”

重大传染病病原体的研究需要生物安全三级（P3）和四级(P4)实验室防护设施。SARS疫情后，我国先后建立了近30个P3实验室和2个P4实验室，其中P4实验室分别设在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和哈尔滨兽医研究所，P3实验室主要集中在国家和地方疾控中心。

在张敬仁看来，过去10年来我国新建的P3实验室屈指可数，北京聚集了我国最著名的大学和国际一流的生物医学科研人才，但是北京的高校却没有一个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相比之下，美国的所有医学院都至少有一个P3实验室平台。

为何我国P3实验室平台稀少？张敬仁认为，主要原因是大家普遍对这类设施缺乏合理和科学的认识，在平台建设的审批标准上，过分强调它们在病原体泄露方面的风险和潜在的负面效应，“在这个背景下，这类设施建设的门槛过高，审批手续过于繁琐，建设和运行的代价昂贵”。

他建议，应当对大众和相关的管理人员普及生物安全相关的科学知识，对高级生物安全设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在保障设施安全运行的基础上，在我国一流大学建设一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P3实验室平台。

此外，张敬仁还指出，SARS结束后，我国逐渐停止了对该病毒及其相关疾病的系统研究，“目前我们仍然没有针对这类病毒的有效药物和疫苗，其中一个关键的失误是没有利用SARS病毒感染的现有信息来建立可靠的动物感染模型”。

“针对人类疾病的药物与疫苗首先需要在动物模型上得到初步验证才能推广到人，没有有效的动物模型就没有好药和疫苗。我们平时对这类病原体细致研究，了解其生物学特性，才能发现新的药物和疫苗靶标。”张敬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