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永谋 来源: 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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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微生物当敌人

《逼近的瘟疫》,[美]劳里·加勒特著,杨岐鸣、杨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1月出版

 

加勒特提出不少“战疫”建议,其中最为着力的有三点:全球应对、消灭贫穷和战乱、城市疫病防控。其建议极具启发,不过与微生物“战斗”的说法,值得商榷。

微生物和人类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吗?疫情防控的目标是消灭微生物吗?

刘永谋

美国女记者劳里·加勒特为公共卫生专业出身,擅长写与传染病相关的文章,她是同时获得美国新闻界三大奖,即皮博迪奖、乔治·伯克奖和普利策奖的第一人。《逼近的瘟疫》一书是其鸿篇巨制,英文版七百多页,千头万绪,读着不轻松。

看起来,加勒特想把二战后至成书之时(即1995年)全球的瘟疫史勾勒一下。但是,她采取的不是常见的科学史或科学社会史的写法,而是坚持纪实文学的风格。前者强调以史致思,按照所思规制史料而成其论,后者强调叙事画人,让读者感同身受而有所思。

纪实文学的写法导致这本书涉及的大大小小疫情、人物、地点和轶闻太多太杂,各个事件之间缺乏紧密关联,似乎都可以独立成篇。因此,中译本删掉原书17章中的5章,也没有明显的残破感。当然,加勒特的写法可以说是某种创新。

从全球视野来看,疫情不仅是每年都有,而且上规模的疫情每年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很多次,不知道加勒特是怎么选择案例的。即使打开世界地图,将书中提及的各处疫情按照时间顺序标识出来,还是感觉跟不上她的叙述逻辑。大致看起来,她应该是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为主干,再加上一些不以美国人为主、但影响重大的案例来成书的。

在最末尾的“后记”中,加勒特专门描写30多年后,美国疾控专家到“战疫”故地重游,受到当地人民冒雨欢迎。她将他们称为“神话般的北美英雄”,宣布“连学童也都知道这些白发的‘疾病牛仔’的事迹”,“他们就是那些治住瘟疫的人”。

的确,在传染病防控与应对中,科学家和医护人员发挥着最关键的作用,但是加勒特的说法过于夸张,单单表扬“美国牛仔”的“操作”更让人觉得不快。该书英文版的副标题是“失衡世界中的新发疾病”,改为“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抗疫史”或更为妥帖。

实际上,加勒特对美国专家的刻画也很不够,主要是涉及的人太多,没说清楚人物关系,没有突出领军人物,感觉就是“撒胡椒面”。她提到德国马尔堡病毒暴发期间,第一批研究病毒的专家大部分被感染,也提到尼日利亚拉沙热疫情期间,有种“拉沙热具有杀死医生和护士的特性”的说法,但均未详细展开,从而突出医护人员面对疫情所体现出来的奉献精神。

不甘心完全写成纪实文学,加勒特又想从史实中做一点反思,可说服力不够。

比如,她想把二战以来瘟疫史分为两个阶段,即先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乐观期,之后七八十年代疫病频发,逐渐转入悲观期。这种划分没有足够的论证和统计数据,只是引用几个人的言论来定性,而且由于缺少其他国家尤其是苏联、中国等国家的案例,显得非常生硬和牵强。

再比如,她想总结疫病频发的原因,归纳一些对策,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与案例纪实的呼应还可以更紧密一些。

在科普方面,这本书也想有所作为,把二战以来与传染病相关的遗传学、病毒学、医学、分子生物学、细菌学和公共卫生学方面的新进展介绍给读者。不过,由于牵扯面太广,对很多内容如基因工程点到为止,科普语言稍嫌深涩,读起来不易。

这本书最清晰的线索,当数加勒特对疫病的悲观主义态度,这也是她最想传达给读者的——与疫病的战斗中,人类已落于下风,情况危急,必须要打起万般精神来。

在她看来,在食物链的顶端,并非只有人类,人类是寄生虫、细菌和病毒等微生物的捕食对象。微生物不断发动与其他生物之间的战争,寻求和扩大生存空间。它们数量惊人,单以此就可以压倒人类,而且进化速度远远超过人类,适应环境的能力远远强于人类。

面对如此强敌,人类还在狂妄自大,随意侵入陌生的生态圈。人口不断膨胀,给病原性微生物迅速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更重要的是,人类相互争斗不断,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阶层和不同信仰的人不能团结起来。贫民窟和贫困人口仍然很多,居住和卫生条件甚至与公元前5世纪的罗马城无异,给微生物攻击提供绝佳机会。总之,“战争”就要到来,人类却缺乏警惕,处境堪忧。

“要么是让捕食者获胜,要么是我们振作精神,去面对即将到来的瘟疫。”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表明,加勒特敲响的警钟并非言过其实,仍未得到各国人民足够的重视。必须警钟长鸣,摆脱盲目乐观,切实行动起来,为新疫情的暴发做好充足准备。

对此,加勒特提出不少“战疫”建议,其中最为着力的有三点:全球应对、消灭贫穷和战乱、城市疫病防控。

世界已经全球化。在数日之内,全球网络能将一种微生物传遍世界各地。微生物传染不分穷富,更不论美丑、善恶、男女、种族、国籍和信仰,因此防控和应对疫情必须全球合作、全社会合作。传染病防控和应对工作,必须全球协调,信息共享。

瘟疫的历史表明,战乱和贫穷是传染病的温室。居住条件恶劣,卫生条件差,人畜混居,饮水不洁,缺医少药,接种不力,营养不良,缺乏阳光,无家可归,更容易滋生疫病。战乱加剧贫困和混乱的状态,因而加勒特选出的案例多数发生在战乱的非洲。

独裁者阿明统治崩溃之后,乌干达连年战争,1971至1977年间,暴发40年来最严重麻疹大流行;而1979年,因政府忙于与乌干达的战争,霍乱在坦桑尼亚大流行,人民死伤无算,不忍卒睹。稳定的政局和有力的领导,不断消灭贫困,是控制瘟疫的前提条件。

要持续加大对微生物和传染病的研究,尤其是城市与传染病关系的研究。今天,人类日益成为城市动物。城市人口密集,有利于微生物传播,以往在农村偶然发现的传染病可能在城市中流行,如猪肉绦虫、蛔虫等。

有研究表明,性传播疾病发病率与人口密集度明显正相关。除了人口拥挤,城市的居住方式、生活方式和空气污染等,均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比如密闭的空调或空气循环系统容易传播疾病,美国1976年军团病疫情就是空调导致;下水道系统设计缺陷也可能导致病毒传播;楼房蓄水设备如果管理不严,容易滋生蚊虫;城市中的医院是疾病汇聚和传播的重要节点,如何设计和管理人口密集区的城市医院需要更深入的研究,等等。

加勒特的建议极具启发,不过与微生物“战斗”的说法,值得商榷。微生物和人类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吗?疫情防控的目标是消灭微生物吗?

人类不可能消灭微生物,更不应该消灭微生物。微生物数量巨大,根本不可能消灭。我们的身体中就有许多微生物,离开它们人类无法生存。即使有办法杀灭某种人们认为的“致病”微生物,即目标微生物,但由于生态系统极其复杂,根本无法预测后果究竟会如何。

如果人类不改变观念,不敬畏自然,不找准自己在地球上的位置,瘟疫必将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猛烈。因此,不要将微生物当敌人,应该与之和谐共存。微生物有微生物的领地,人类有人类的范围。

传染病暴发,归根结底是人类与自然某个方面的平衡被打破的结果。致病微生物存在,不一定导致大的传染病疫情,只有在合适的传播条件下才会瘟疫流行。明智的做法是切断病原体通向人类社会的传播途径,让它们在自己的领地中安静地繁衍。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科学报》 (2020-03-26 第7版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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