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近的瘟疫》，[美]劳里·加勒特著，杨岐鸣、杨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1月出版

加勒特提出不少“战疫”建议，其中最为着力的有三点：全球应对、消灭贫穷和战乱、城市疫病防控。其建议极具启发，不过与微生物“战斗”的说法，值得商榷。

微生物和人类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吗？疫情防控的目标是消灭微生物吗？

■刘永谋

美国女记者劳里·加勒特为公共卫生专业出身，擅长写与传染病相关的文章，她是同时获得美国新闻界三大奖，即皮博迪奖、乔治·伯克奖和普利策奖的第一人。《逼近的瘟疫》一书是其鸿篇巨制，英文版七百多页，千头万绪，读着不轻松。

看起来，加勒特想把二战后至成书之时（即1995年）全球的瘟疫史勾勒一下。但是，她采取的不是常见的科学史或科学社会史的写法，而是坚持纪实文学的风格。前者强调以史致思，按照所思规制史料而成其论，后者强调叙事画人，让读者感同身受而有所思。

纪实文学的写法导致这本书涉及的大大小小疫情、人物、地点和轶闻太多太杂，各个事件之间缺乏紧密关联，似乎都可以独立成篇。因此，中译本删掉原书17章中的5章，也没有明显的残破感。当然，加勒特的写法可以说是某种创新。

从全球视野来看，疫情不仅是每年都有，而且上规模的疫情每年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很多次，不知道加勒特是怎么选择案例的。即使打开世界地图，将书中提及的各处疫情按照时间顺序标识出来，还是感觉跟不上她的叙述逻辑。大致看起来，她应该是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为主干，再加上一些不以美国人为主、但影响重大的案例来成书的。

在最末尾的“后记”中，加勒特专门描写30多年后，美国疾控专家到“战疫”故地重游，受到当地人民冒雨欢迎。她将他们称为“神话般的北美英雄”，宣布“连学童也都知道这些白发的‘疾病牛仔’的事迹”，“他们就是那些治住瘟疫的人”。

的确，在传染病防控与应对中，科学家和医护人员发挥着最关键的作用，但是加勒特的说法过于夸张，单单表扬“美国牛仔”的“操作”更让人觉得不快。该书英文版的副标题是“失衡世界中的新发疾病”，改为“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抗疫史”或更为妥帖。

实际上，加勒特对美国专家的刻画也很不够，主要是涉及的人太多，没说清楚人物关系，没有突出领军人物，感觉就是“撒胡椒面”。她提到德国马尔堡病毒暴发期间，第一批研究病毒的专家大部分被感染，也提到尼日利亚拉沙热疫情期间，有种“拉沙热具有杀死医生和护士的特性”的说法，但均未详细展开，从而突出医护人员面对疫情所体现出来的奉献精神。

不甘心完全写成纪实文学，加勒特又想从史实中做一点反思，可说服力不够。

比如，她想把二战以来瘟疫史分为两个阶段，即先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乐观期，之后七八十年代疫病频发，逐渐转入悲观期。这种划分没有足够的论证和统计数据，只是引用几个人的言论来定性，而且由于缺少其他国家尤其是苏联、中国等国家的案例，显得非常生硬和牵强。

再比如，她想总结疫病频发的原因，归纳一些对策，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与案例纪实的呼应还可以更紧密一些。

在科普方面，这本书也想有所作为，把二战以来与传染病相关的遗传学、病毒学、医学、分子生物学、细菌学和公共卫生学方面的新进展介绍给读者。不过，由于牵扯面太广，对很多内容如基因工程点到为止，科普语言稍嫌深涩，读起来不易。

这本书最清晰的线索，当数加勒特对疫病的悲观主义态度，这也是她最想传达给读者的——与疫病的战斗中，人类已落于下风，情况危急，必须要打起万般精神来。

在她看来，在食物链的顶端，并非只有人类，人类是寄生虫、细菌和病毒等微生物的捕食对象。微生物不断发动与其他生物之间的战争，寻求和扩大生存空间。它们数量惊人，单以此就可以压倒人类，而且进化速度远远超过人类，适应环境的能力远远强于人类。

面对如此强敌，人类还在狂妄自大，随意侵入陌生的生态圈。人口不断膨胀，给病原性微生物迅速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更重要的是，人类相互争斗不断，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阶层和不同信仰的人不能团结起来。贫民窟和贫困人口仍然很多，居住和卫生条件甚至与公元前5世纪的罗马城无异，给微生物攻击提供绝佳机会。总之，“战争”就要到来，人类却缺乏警惕，处境堪忧。

“要么是让捕食者获胜，要么是我们振作精神，去面对即将到来的瘟疫。”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表明，加勒特敲响的警钟并非言过其实，仍未得到各国人民足够的重视。必须警钟长鸣，摆脱盲目乐观，切实行动起来，为新疫情的暴发做好充足准备。

对此，加勒特提出不少“战疫”建议，其中最为着力的有三点：全球应对、消灭贫穷和战乱、城市疫病防控。

世界已经全球化。在数日之内，全球网络能将一种微生物传遍世界各地。微生物传染不分穷富，更不论美丑、善恶、男女、种族、国籍和信仰，因此防控和应对疫情必须全球合作、全社会合作。传染病防控和应对工作，必须全球协调，信息共享。

瘟疫的历史表明，战乱和贫穷是传染病的温室。居住条件恶劣，卫生条件差，人畜混居，饮水不洁，缺医少药，接种不力，营养不良，缺乏阳光，无家可归，更容易滋生疫病。战乱加剧贫困和混乱的状态，因而加勒特选出的案例多数发生在战乱的非洲。

独裁者阿明统治崩溃之后，乌干达连年战争，1971至1977年间，暴发40年来最严重麻疹大流行；而1979年，因政府忙于与乌干达的战争，霍乱在坦桑尼亚大流行，人民死伤无算，不忍卒睹。稳定的政局和有力的领导，不断消灭贫困，是控制瘟疫的前提条件。

要持续加大对微生物和传染病的研究，尤其是城市与传染病关系的研究。今天，人类日益成为城市动物。城市人口密集，有利于微生物传播，以往在农村偶然发现的传染病可能在城市中流行，如猪肉绦虫、蛔虫等。

有研究表明，性传播疾病发病率与人口密集度明显正相关。除了人口拥挤，城市的居住方式、生活方式和空气污染等，均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比如密闭的空调或空气循环系统容易传播疾病，美国1976年军团病疫情就是空调导致；下水道系统设计缺陷也可能导致病毒传播；楼房蓄水设备如果管理不严，容易滋生蚊虫；城市中的医院是疾病汇聚和传播的重要节点，如何设计和管理人口密集区的城市医院需要更深入的研究，等等。

加勒特的建议极具启发，不过与微生物“战斗”的说法，值得商榷。微生物和人类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吗？疫情防控的目标是消灭微生物吗？

人类不可能消灭微生物，更不应该消灭微生物。微生物数量巨大，根本不可能消灭。我们的身体中就有许多微生物，离开它们人类无法生存。即使有办法杀灭某种人们认为的“致病”微生物，即目标微生物，但由于生态系统极其复杂，根本无法预测后果究竟会如何。

如果人类不改变观念，不敬畏自然，不找准自己在地球上的位置，瘟疫必将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猛烈。因此，不要将微生物当敌人，应该与之和谐共存。微生物有微生物的领地，人类有人类的范围。

传染病暴发，归根结底是人类与自然某个方面的平衡被打破的结果。致病微生物存在，不一定导致大的传染病疫情，只有在合适的传播条件下才会瘟疫流行。明智的做法是切断病原体通向人类社会的传播途径，让它们在自己的领地中安静地繁衍。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