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靖 来源: 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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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大瘟疫与公共卫生制度的创建

 

英国近现代制度真正的变革不在于王室,而是历经大瘟疫(以及伦敦大火)的洗礼淬炼出的行政机构及其公共服务体系——也正是这套体系,成为创建英国近代公共卫生制度真正的幕后推手。

杨靖

伦敦大瘟疫是1665年至1666年间发生在英国的一场大规模传染病(鼠疫)事件,超过八万人死亡,相当于当时伦敦人口的五分之一。这是继14世纪黑死病之后伦敦遭遇的最严重的瘟疫。雪上加霜的是,遭瘟的同时伦敦又遭遇大火,导致数十万居民无家可归——伦敦由此一度被称作“覆巢之下的飞鸟”。根据英国小说家笛福在《瘟疫年纪事》(1722)中的记载,瘟疫暴发前数年,市面上流行的《占星预言》早已让伦敦居民惶恐不安。海军大臣塞缪尔·佩皮斯日记中有关于“市民对昨晚的彗星议论纷纷”的记载。同时,星相学家威廉·利里更预测到代表“战争、饥荒、死亡或瘟疫”的月食即将来临——益发加剧了城中居民的恐慌。当然,这些所谓预言、预测包含了很多社会因素,并不是基于科学的判断。

瘟疫出现不久便开始迅速蔓延。清教作家托马斯·文森特在《城市中上帝的可怕之声》(1667)中曾作过形象描述:“秋天到来时,人们就像那落叶,被可怕的风所摇撼……从来没有如此之多的丈夫和妻子共赴黄泉,也从来没有那么多的父母携带着他们的孩子一起踏上死亡之路。”之后每周死亡人数继续攀升,高峰期死亡人数达到每周七千人。到九月上旬,原本的欧洲第一大城市已然变为一座死城。

面对传染病的侵袭,数十万伦敦居民猝不及防,其中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行会学徒、男女仆人以及贫民和流浪汉等,境况最为凄惨(因为穷人是主要的染疫者,因此瘟疫又称“穷人病”)。据记载:一户贫民母女一同感染瘟疫,因无钱治病,结果母亲发疯杀死婴儿后自杀。而当时的法令规定,家中一旦有人感染不治之症,必须立刻加以处置——“看守破门而入,将奄奄一息的病人扔上运尸车。这些尸体被埋入墓地时甚至尚有余温。”——笛福笔下人物曾亲眼目睹一位中年男人,在妻女亡故后潜入墓地,甘愿随家人一同活埋。瘟疫中的伦敦真可谓人间地狱。

瘟疫引发大逃亡。率先出逃的是英王查理二世,他携王室内廷整体搬迁到牛津。紧随其后的是教士、律师以及学者——其中包括艾萨克·牛顿(他在此期间完成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由于出逃之人可能携带鼠疫,使得周围城镇的人惊恐万状。他们在当地治安官员带领下成立自卫队,采取关闭河道、封锁城门、把守交通要道等措施,将难民拒之门外,甚至投掷石块驱逐他们离境。出于对瘟疫的无端畏惧,所有来自伦敦的信件在阅读之前都要先放到水中漂洗或火上烘烤——“瞥一眼伦敦人戴的扁平帽或衣服衬领,会令整村的人不寒而栗。”据说,当一名垂死的伦敦人爬进城外一所农场小屋时,当地人立即挖出一道深坑,将整座房屋连同病人一起埋葬。这一举措很可能启发了伦敦附近城镇艾亚姆的居民——他们非常前卫地采取“封城”措施:拒绝伦敦商人进入,断绝和外界的一切往来。他们成功地阻止瘟疫进一步向伦敦以北传播,不过也为此付出惨重代价(四分之三的城镇居民死于这场瘟疫)。

有鉴于此,留驻伦敦的主要行政管理的人员——伦敦市政府参事、行政官员以及医疗救护人员等,在伦敦市长劳伦斯爵士的率领下,以枢密院名义发布抗击瘟疫的第一道命令:瘟疫死者的家属必须在房间内自行隔离40天。这一决定引发伦敦民众的强烈反弹,有限的警力根本无法维持社会秩序——死者家属在亲友的帮助下,制服守卫,涌向街头,混入人群之中。由于疫情开始大面积扩散,枢密院被迫采取更为严厉的举措,即“按区隔离”,同时宣布所有居民严禁外出自由活动,由医生、药剂师和神职人员组成的“鼠疫医师”上门诊治。苦于医疗人手及资源严重不足,政府号召伦敦普通民众发扬互助精神,展开自救行动——自发清洁居民区环境卫生及维护社会秩序,使之成为行政机构应对危机各项举措的有益补充。二者的合力也使得疫情逐步呈现好转之势。

伦敦行政机构对抗击瘟疫强有力的领导很大程度上归因于1603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关于被瘟疫感染人群的管理法案”——该法案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认:将被感染人群隔离在住所之内乃是合法行为。1665年初,当疫情初现之时,伦敦市长便依据该法案及时制定且公布实施了详细的防疫措施:首要一点是组建相关的领导机构以及厘定其具体职能,由此迅速建立起郡、教区两级防疫机构,从而形成较为严密的疫情监控体系。在疾病管控方面,其具体规定则包括以下事项:疾病通报(有专人负责登记)、病人居家隔离(医护人员上门)、焚烧被感染者衣物、保持室内外通风;此外,感染者房屋必须加以标记、每户加派守卫、招募志愿者尽快掩埋死者。在净化环境方面,则有以下举措:街道保持干净、垃圾及时清理、路面喷洒香水。在饮食卫生方面,则规定禁止食用鱼肉及发霉变质的食品;对酒馆严加管制;禁止举行公共葬礼;禁止各类游戏、聚会,以及“所有游戏,逗熊表演,娱乐竞赛,民谣演唱,圆盾游戏”,或诸如此类的大规模群众集会——违者由各教区严加惩处。

总体而言,当局多管齐下的政策举措对于镇抚人心、缓解恐慌情绪产生了良好影响,也取得了不俗成效,但在此过程中亦存在不足之处。比如疫情蔓延过程中,约克大主教(以及远在梵蒂冈的教皇)决定举办望弥撒为伦敦百姓祈福——市政当局明知人群聚集,会出现大面积感染,却并未加以阻止,结果祈福不成反增祸害。再比如,尽管官方计划有组织地处理尸体以防疫情扩散,但毕竟人力有限,因此仍有不少遗体被弃置路边,严重污染环境。还有,由于一开始未能认清病源,市政当局下令扑杀所有猫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