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死亡人数最多的饥荒事件，爱尔兰大饥荒可以说既是大英帝国崩溃的开始，也为日后爱尔兰民族和国家独立奠定了法理基础。

■杨靖

艾米丽·勃朗特小说《呼啸山庄》的男主人公是老恩萧从利物浦街上捡回的希思克利夫，当时他的模样“像是饥饿的稻草人，肮脏、破烂，面孔难以辨别”。小说中的希思克利夫就是饥饿的代名词，而饥饿的根源在于1845至1852年间暴发的爱尔兰大饥荒（或称马铃薯饥荒）。在饥荒最为严重的“黑色的1847年”，据爱尔兰科克郡地方官员尼古拉斯·康明斯描述：“我走进一间农家小屋，其场景令我瞠目结舌。六个因饥饿而骨瘦如柴、形同鬼魅的人躺在小屋角落的一堆脏稻草上。我以为他们已经死了，但当我靠近他们时，耳畔却传来一声声低吟。这些‘人’还活着……”据历史学家考证，自饥荒暴发之日到1847年 6月，共有包括小希思克利夫在内的三十万爱尔兰饥民在利物浦港登岸。而在饥荒蔓延的数年之中，大英帝国治下的爱尔兰八百万人口锐减近四分之一：其中一百多万人丧生，另有约一百万人移民。

令人发指的是，即便是在饿殍遍野的危急关头，作为“附属殖民地”的爱尔兰出产的粮食类作物仍源源不断运往英国，而英国政府对爱尔兰民众见死不救的态度更导致其民心尽失。时至今日，绝大多数历史学家认同著名学者克里斯蒂娜·基尼利的看法，即这场马铃薯大饥荒是爱尔兰近代历史的分水岭：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政府在爱尔兰大饥荒事件中的处置失当，不仅丧失了爱尔兰的人心，也使得盛极一时的大英帝国失去了道义基础。作为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死亡人数最多的饥荒事件，爱尔兰大饥荒可以说既是大英帝国崩溃的开始，也为日后爱尔兰民族和国家独立奠定了法理基础。

作为爱尔兰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粮食作物的马铃薯原产于美洲，15世纪由哥伦布引入西班牙。最早，马铃薯并不为早已习惯谷物燕麦的欧洲人所接受，仅被视为观赏作物。后来又被称为“可以吃的石头”——它的根茎在法国人看来可能会引起梅毒、麻风病，是“魔鬼的果实”，也只有在治疗船员坏血病的时候作为“良药”才能发挥功用。由于英国政府的强制推广，爱尔兰在17世纪中叶就在全岛普及马铃薯种植——因为在爱尔兰，每亩土地可以产出六吨左右的马铃薯（而燕麦等谷物则不到一吨）。而且，通常即使其他农作物歉收的年份，马铃薯仍有收成，这对于长期遭受英格兰压迫的爱尔兰农民来说无疑是福音。然而这种单一作物的依赖性也为日后的灾难埋下了祸根。

大饥荒的暴发，至少在一开始，与英国政府的刻意隐瞒不无关系。早在1845年8月16日，英国《园丁纪事报》即已披露部分地区马铃薯“染病”。9月11日，爱尔兰《弗里曼报》报道宣称，马铃薯“霍乱”在爱尔兰北部地区大面积出现。两天后，《园丁纪事报》再次证实爱尔兰出现马铃薯“瘟疫”。然而，当时的英国政府却极力粉饰太平，声称这与往年农作物疾病“大同小异”——而事实上它正野心勃勃地拓展海外殖民地（为此不惜悍然发动鸦片战争），因此对于近在咫尺的“邻邦”爱尔兰，根本无暇顾及。

等到饥荒开始蔓延，时任英国首相皮尔爵士下令从美国订购玉米运往爱尔兰。但不幸的是，由于遭遇海上恶劣天气，航船抵达港口时，玉米大多已腐烂变质。更为不幸的是，迫于内部压力，皮尔首相于1846年决定废除《谷物法》，使爱尔兰小麦失去其在英国市场的垄断地位。而坐拥爱尔兰土地的英国地主，从逐利的角度出发，仍无视爱尔兰饥荒，强令大半田地由种植小麦改为经营畜牧业。此举大大削弱了人们抵抗饥荒的能力，并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饥荒。所以时至今日，多数爱尔兰人始终坚信：英国政府一开始的不作为以及后来的“胡乱作为”是对爱尔兰的种族灭绝——其行径与纳粹屠杀犹太人，以及奥斯曼帝国灭绝亚美尼亚人如出一辙。

1846年，皮尔内阁垮台。继任的辉格党首相罗素勋爵（哲学家罗素的祖父）信奉自由放任主义，认为政府买粮赈灾会造成与自由市场争夺粮食，引起粮价上涨，而地主和粮商进一步囤积居奇，又会加剧粮荒，进而引发英格兰本土的经济危机，故而主张采取“不干预”政策。更有甚者，曾任内阁财政大臣的查尔斯·蒙塔古是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学生，也是冷酷的“人口论”信徒，他认为饥荒正是减少爱尔兰人口的一种有效机制——“这场灾难是上帝给爱尔兰人的教训”，因为爱尔兰农民生性懒散，不思进取，活该被淘汰。

在饥荒最为严重的几年间，爱尔兰仍被迫向英国本土“进贡”粮食，而且整个大饥荒期间爱尔兰都是粮食净出口。正如历史学家所说，英国政府并不需要爱尔兰的粮食，事实上政府只需买下爱尔兰的粮食，并将其散发给灾民，就可以有效地缓解饥荒。但高傲而冷漠的英国政客却无意于此，相反，一系列前后乖违、毫无人性的政策无异于趁火打劫、釜底抽薪，也使得这场自然灾害迅速演变成人祸。史载，当第一艘运粮船到达爱尔兰时，运送的救灾玉米根本无法食用，即便如此，民众如果想要申领这些无法食用的玉米，仍然需要极其复杂的程序和公文——许多时候，审批公文尚未下达，灾民已然饿死。更恶劣的是，英国政府不仅自己袖手旁观，还往往对来自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援助横加阻拦。比如土耳其苏丹捐款一万英镑，却被英国外交部“劝退”——因为维多利亚女王捐赠不过区区两千英镑，害怕被打脸。

当然，和19世纪其他历史事件一样，大饥荒也逃不脱宗教因素的影响。自英国兼并爱尔兰之日起（1801年通过“英爱合并法案”），爱尔兰被正式纳入大英帝国的版图，从此彻底丧失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地位。合并以后，新教被宣布为爱尔兰国教，而天主教徒则被剥夺最基本的公民权利——不再合法享有土地所有权，于是大量爱尔兰中小有产者沦为佃农——向远在伦敦的英国地主缴纳地租，每年地租总额高达三百万英镑。而爱尔兰本土的人民，却由于“失血”过多常年挣扎在贫困和饥饿的边缘。大饥荒的肆虐，更给饥寒交迫的爱尔兰人带来灭顶之灾。然而，英国的宗教人士却援引《圣经》，认为饥荒是对“不义”行为的惩罚：袭击爱尔兰的“灾害”正是对爱尔兰人无所事事、终日烂醉如泥生活方式的警告。与此同时，他们也提出斯威夫特式的“善意”建议：应当尽早结束这种对马铃薯的“反常”依赖，以便享用更富有营养的以谷物为主的食品。

为了逃避饥荒，爱尔兰人被迫移民。从1846年末开始的十年间，共有约一百万人移民。这是19世纪最重要的也是最悲催的一次人口流动：对这些男女老少而言，与其说是自愿移民，不如说是逃难——成千上万的爱尔兰人抛家舍业，挤上开往北美新大陆的航船。爱尔兰移民的到来，为美国工业革命及时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在伊利运河、自由女神像、横穿北美铁路等大型工程的工地上，在芝加哥的工厂、宾夕法尼亚的煤矿和纽约的货运码头上，到处都能见到爱尔兰民工的身影。移民促进了美国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大熔炉”。当然，爱尔兰移民自身的惨痛经历也苦不堪言：无数爱尔兰移民在美国签下卖身契成为“白奴”，在美国的铁路工地上卖命——“美国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这一人间惨剧，很大程度上乃是拜“冷血的”英国殖民者所赐，而这种刻骨铭心的仇恨，也很难随时间的推移而消解或淡忘。

与此同时，留在“旧世界”的爱尔兰人民，也从大饥荒中逐步觉醒。在经历这一事件后，爱尔兰人民认清了殖民者的本质，决定奋起反抗。“天主教徒解放运动”“取消合并运动”“芬尼亚党人武装起义”“青年爱尔兰运动”等，都一次又一次地动摇了英国的统治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世界反殖民运动浩大声势的影响下，爱尔兰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更加高涨。1921年7月，英国军队在付出惨重代价后被迫签订《英爱条约》，爱尔兰正式退出英联邦。1937年，爱尔兰共和国宣告成立。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是印度独立——1947年，英王乔治六世放弃由莫卧儿王朝法统继承的皇帝头衔，大英帝国宣告寿终正寝。此时距爱尔兰大饥荒暴发，恰好一百年。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