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文静

今天是第42个植树节。

在支付宝的“蚂蚁森林”，你每天步行18000步，就可以收获296g能量；线上购买电影票，可以得到180g能量；阅读电子书，可以获得150g能量。能量累积到17900g，你就可以认养一棵梭梭树，由“蚂蚁森林”项目将它种植在需要它的地方。

从现场植树到网络植树，公民参与植树造林的方式经历了哪些变化？从今年7月1日起，“植树节入法”开始施行。我们又该如何进一步推动公众参与到绿化环境、保护生态中来？针对相关问题，《中国科学报》采访了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林震。

《中国科学报》：植树节设立以来，公众参与植树的方式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林震：今年3月12日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42个植树节。1979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将每年3月12日定为植树节。1981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义务植树从此成为公民必须履行的一项义务。

一般意义上的公众参与，指的是公众义务植树或参与其他保护生态的活动。40多年来，这种参与的方式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最初，我们更多的是被组织到现场植树。上世纪80年代，我国还有很多荒地荒山，比如北京的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大部分是那时通过植树活动绿化起来的。到了后来，适合植树的地方越来越少。上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起来，可以以资代劳，就产生了通过捐款来植树的方式。新世纪以来，义务植树的方式更加多样化，比如购买森林碳汇等。

近年来，随着信息革命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互联网+义务植树兴起，公众参与植树更加便捷、智能和精准。2019年，“蚂蚁森林”项目获得了联合国最高环保荣誉——“地球卫士奖”和应对气候变化最高奖——“灯塔奖”。未来，如果能结合区块链等新技术，大家就可以对自己认养认种的树随时进行精确定位和跟踪监督。这是很好的方式。

2017年，全国绿化委员会制定出台了《全民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管理办法（试行）》，规定了八大类共50多种尽责形式和折算标准，可谓与时俱进。

《中国科学报》：除了参与植树等活动，植树造林的公众参与还有哪些内涵？

林震：从政治学的意义上来说，在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公众参与应该贯穿到国家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一系列过程中来。

我们现在讲开门立法，要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建立公众参与讨论和制定法律的渠道，最近关于《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的讨论和推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制定后还要更好地落实到实践中。在这个过程中，公众一方面是公共管理的对象、履行法律政策的主体，另一方面也要作为公民来监督各级政府对法律和公共政策的执行。

当前，我国正在不断推进治理现代化，公众参与的渠道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公开透明。同时，义务植树的内涵也被拓展到整个生态文明建设上来。公众需要更好地意识到，保护生态不仅是自己的义务，实际上更是一种权利。

《中国科学报》：2019年12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将“每年三月十二日为植树节”写入法中，自2020年7月1日起施行。植树节入法将产生什么影响？

林震：从法律位阶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是生态文明领域的一个基本法。植树节入法，应该说是非常给力的，它能更好地为各级政府和每个公民通过各种形式履行植树造林的法定义务提供法律保障。

森林法中不仅规定了“植树造林、保护森林，是公民应尽的义务”，也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的宣传教育和知识普及工作，鼓励和支持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新闻媒体、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志愿者等开展森林资源保护宣传活动”。政府一方面要督促公众履职尽责，另一方面更要提供相应的便利条件，创新和保障公众参与植树造林的多种形式，这也是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促进。

《中国科学报》：政府应进一步为公民参与植树造林提供便利和保障，当下应重点推进的是什么？

林震：我觉得，当前还需下大力气推动的是生态公益。公众义务植树的方式越来越多，就产生了更多关于认定和折算的问题。比如，规定中捐款捐物、参加野生动物栖息地修复等行为，都可以折算成义务植树，但是谁来折算、怎么折算，这个工作量是相当大的，仅靠相关政府部门和基金会是远远不够的。如果相应的支撑服务没做好，就很容易流于形式。

这时候，生态公益组织就可以发挥作用。有一个概念叫做爱心委托，我们应该合理引导生态公益组织的良性发展，激发整个社会的力量和作用。我们现在讲多元主体的系统治理、综合治理、绿色治理，就是要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各方都找到自己合适的定位，形成合力，从而发挥最大的效益。义务植树同样是一个需要现代化治理的系统工程。做好义务植树的相应管理和服务工作，其实也是公众参与植树造林的一个重要形式。

公益组织的设立和运作，是非常专业化的事情。目前，不少高校在推进慈善公益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如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但仍然不够。北京林业大学和中国绿化基金会合作成立了中国生态公益研究院。各方通过探索专业化管理和运作方式，把钱花好，把树种好。

《中国科学报》：把树种好也是一件非常专业化的事情。

林震：对。植树的树种、密度、种树时间、养护方法等，都有讲究。让专业人做专业事，是一种发展趋势。2018年10月，在蚂蚁金服集团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中国绿化基金会签署“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战略合作协议的仪式上，中国绿化基金会主席陈述贤说，该基金会与“蚂蚁森林”的合作初步形成了五位一体的造林链路全新模式——通过“蚂蚁森林”公益平台，社会公众网上认养树木、蚂蚁金服集团捐资、地方专业单位造林、公益机构管理、互联网动态监察等五个环节协调互动，形成良性循环，保证项目持续有效实施。

从我个人感受上说，参与植树的效率也提高了很多。2018年，我在全民义务植树网捐款植树，需要后续自己查询尽责证书。今年，捐款后证书就即时生成了。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如何进一步提高公众参与植树造林的意识？

林震：首先，各方面要多创造一些参与体验的机会。我一直主张，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如果有一两次到现场义务植树、种植花草、美化环境的机会，还是要积极争取参与的。这不仅会让你亲近自然、认识自然、体验自然之美，也能体验到劳动之美。

另外，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也很重要。生态文明教育的目标是要真正形成生态文化的氛围，这样才能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发展。现在，我国要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其中包含五个方面，第一位就是构建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这就强调，我们必须要从根上转变传统的人定胜天等观念，树立一种科学的自然观。在生态文明教育上，应该进一步加强理论化、体系性的研究和宣传。

同时，应该更充分地利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提高大家植树造林、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这种意识首先是一种法律义务感。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用“蚂蚁森林”或其他网络种树平台，是因为觉得它很有意思，或者把它当作一种献爱心的方式，但其实植树造林是我们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这种义务感也是需要通过仪式感来加强的，大家履职尽责之后给个证书，哪怕是个虚拟的荣誉，都有助于强化这种意识。

提高意识的另一个方面，是要加深对环境权的理解。生态文明是需要我们共建共治共享的。我们说环境权，不是一味地让别人来保护我们，给我们提供良好的环境，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为保护生态环境作贡献。“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形成这种人人事事时时保护自然资源、践行生态文明的氛围和新时尚，我觉得是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