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派驻云南会泽县挂职干部多方邀请科技专家，指导当地产业发展。图为受邀请的孙启忠研究员（右一）与农户庄柱兰（左一）交流种植经验。
 

■本报记者 李晨阳 见习记者 韩扬眉

“你玩过QQ农场吗？”越野车上，司机甘师傅问记者，“里面最难种的‘红土地’，就跟这个一样。”

在盘山路上剧烈颠簸，车轮卷起的“滚滚红尘”漫上车窗。远处，赤红色的梯田像层层展开的颜料盘，鲜艳得令人瞠目。

这是云南省会泽县，典型的红土高原——美丽，却贫瘠低产。

会泽，既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著名的夜郎古国故地，同时也是国家级贫困县。2012年5月，中国工程院被确定为会泽县的国家定点帮扶单位，派驻挂职干部，搭建科技扶贫交流平台。

“北燕南飞”激活闲田

“都说扶贫先扶智，但会泽‘扶智’有着与其他地方不同的含义。”这是中国工程院派驻挂职干部，中共云南会泽县县委常委、副县长王波在会泽3年的感受。

“会泽人重视教育，文化水平较高，这是他们的优势。但这也意味着，要让他们相信并接受新鲜事物，需要拿出有力的事实。”王波告诉《中国科学报》。

王波的妻子徐丽君是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综合试验站站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不仅与丈夫共谋会泽的燕麦产业发展，还请来了自己的导师——有“燕麦孙”之称的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研究员孙启忠。

据记载，会泽的燕麦种植历史已有百年，但因为种种原因，这里的本土燕麦品种退化严重，亩产最多仅有六七十公斤。王波和两位专家经过多方努力，从北方引来了20多个燕麦品种，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会泽县大桥乡等地开展了小范围试验试种。

起初没多少人看好这项工作。当地农户中有的是种了一辈子燕麦的老手，在他们眼里，这些“外来的和尚”究竟会不会念经，还是个未知数。更何况，他们改变了当地只有春播燕麦的传统，提出了利用冬闲田种植燕麦的新想法。

“如何利用好冬闲田是个大问题。”在大桥乡的燕麦试种区，徐丽君指着高处一片裸露的梯田，“以前每到冬天，田地要么闲着，要么就种些红小麦、蔓菁之类产值很低的作物。因为缺少植被，高山上风一吹，红土都扬起来，既流失了土壤，也带来了沙尘”。

而现在，她脚下的大片土地上，崭新的绿色连点成线，一脉脉绵延开去。这些10月种下的燕麦，次年5月便能收获。收完燕麦，再把马铃薯种下去。就这样，秋播燕麦，夏播马铃薯——同样的土地，一年可以收获两季。

冬闲田“忙”了起来，每亩土地每年可为农户增加4500元左右纯收入。“按照2019年每人3750元的脱贫标准，种好一亩地，就能脱贫一个人。”王波说。

但“燕麦扶贫路”也绝非一帆风顺。2019年春，云南遭受了10年一遇的干旱，长达5个月滴雨未落。包括燕麦在内，当地的农作物都出现了大规模减产，甚至绝收。

面对大自然的“下马威”，大家心中充满忐忑。可喜的是，这些来自北方的燕麦经受住了干旱的考验，其中有2个品种亩产超过300公斤，让前来视察的领导和保持观望的农户都惊呆了。

今年72岁的庄柱兰听完这些“外来和尚”的课程后，凭借多年担任“村支书”的名望，组织起128人的培训班，进行燕麦种植新技术、新模式的培训。

“每家每户都得有个科技明白人。”在她的带领下，附近8个村落参与“燕麦—马铃薯”新型种植模式的农户，平均每户增收了9000元。而她则把自家增收的数万元钱借出去，以支持更多乡亲参与到这项事业中。

“老百姓都是务实的，你要让他们信任你、跟你干，就要把实实在在的成效展示给他们。”王波感慨道。

“凡是适合种燕麦的地方，大多是苦寒之地。”孙启忠说，“所以领导、专家一致评价，我们这项技术对全国类似于乌蒙山区这样的高寒冷凉地区的脱贫具有很大的示范意义。”

“秋燕麦加夏马铃薯的种植模式不仅提高了复种指数和土地的利用率，还减少了风沙和面源污染，改善了生态环境。”会泽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饶彦章欣喜地告诉《中国科学报》。

“第一个吃蘑菇”的人

寒冬腊月，会泽的林地里也是一派萧瑟。但高顺全知道，林下土地里有的是生机萌动——再有20天，他承包的100多亩林下食用菌大球盖菇就要出菇了。高顺全轻轻掀起地膜，小心地查看大球盖菇的长势，像看襁褓中的婴儿一般。

这是他从“师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带头人李玉那里得到的蘑菇新种。

云南人一直有食用菌菇的传统，但大球盖菇开伞之后，背面是黑色的，村民以为这是毒蘑菇，都不愿意种。为让大家更快接受新品种，高顺全成了当地“第一个吃蘑菇”的人。高顺全自己试吃、带人试种、亲友推广，“大家吃了之后都觉得口感很好，慢慢地接受了，越来越多人开始自发种植”。

在王波的引荐带领下，高顺全还前往李玉领衔的吉林农业大学食用菌相关科研基地观摩。通过这次学习，他不仅收获了多个食用菌种的科学种植秘籍，还被已经不再招学生的李玉收为“弟子”。

2017年，会泽陆木仿野生菌种培育中心（以下简称培育中心）正式成立，作为高级工程师的高顺全和同事们在此开展食用菌的林下仿野生种植、菌种培育、种植技术培训及推广等工作。他们充分利用林下丰富的枯枝、落叶等废弃物，生产绿色、优质的有机食用菌产品，既能变废为宝，又能增加林区农户就业，帮助他们脱贫致富。

2018年，李玉受王波邀请，带领团队专程到培育中心考察指导，他指出了制约会泽食用菌发展的关键问题：用传统的锅炉常压简易灭菌，灭菌时间长、效力差、污染高，导致食用菌产品品质差、产量低。

经李玉建议，中国工程院出资12余万元为培育中心购置了一套灭菌设备和两台显微镜，解决了培育中心菌种生产的核心问题。

“使用新设备后，每天可灭菌5000多袋菌种，每次灭菌时长由原来的48小时缩减到6小时，大大提高了效率。”高顺全边介绍，边小心翼翼地操作着设备。

前不久，李玉团队再次到访会泽，这次他们带来了4个珍稀新菌种：桑黄、玉木耳、灵芝和鹿茸菇。目前正在试种中。

“科技扶贫是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也是一条真正的捷径。直接‘输血’只能解决‘燃眉之急’，而非长久之策。要用知识来武装农民，教他们学得会、用得上的技术，让他们自己动手、劳动致富，用科学知识来改变命运。”李玉说。

院士来了 得道多助

2015年，张洪的会泽林下种植有限公司正式启动了。启动资金是他早年在昆明做生意攒下的900万元。

“你真要把全部家当都放在这里面？”妻子不禁担心，“900万元啊，买一些店面房租出去，就是旱涝保收的好日子。全拿去开公司，谁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果然，最初几年，林下植物种植根本没有盈利，公司只能靠畜牧养殖业务的微薄收益苦苦支撑。张洪寄予厚望的重楼和白芨这两种药用植物，因为种植技术不过关，无法达到理想的效益。

这下，不光妻子那边没法交代，就连张洪自己也时常感到迷茫和疑惑。

2018年，在王波的四处奔走下，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带着他的团队来了，同时还带来了林下有机三七种植技术。“会泽县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以及丰富的林下资源，很适合利用朱院士的技术发展高原特色林下有机三七。”王波告诉《中国科学报》。

在传统种植条件下，三七很容易生病，人们只能用农药、化肥等手段保障产量，这也制约了这个产业的绿色发展。

几年前，朱有勇发现在松林间的腐殖土里种植三七，既能为三七提供生长所需的养分，又不会损害松林生长。他还发现，雨水带来的微生物是让三七染病的重要因素，如果加盖避雨棚，不仅能满足三七喜阴的天性，更能隔绝从天而降的病害。朱有勇历经5年研发的一套林下有机三七种植技术，不用一滴农药化肥，就能达到亩产30至50公斤，是普通三七的4~5倍。

“要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就要做好林下经济这篇文章，这是农民脱贫致富的一个重要抓手。”朱有勇说。

张洪参加了那场对他影响深远的培训课，在培训现场，云南农业大学教授朱书生手把手为种植户们示范了有机三七的种植技术。

“我当时就觉得，连院士、教授都来帮我们做林下种植，这说明我当初的选择没有错。”张洪说。

他在自家公司的200多亩林下地上，种起了有机三七，还请了一批会泽老乡来帮忙。晴天农忙的时候用不到他们，等到下雨了，地里的活没法干了，他们就来张洪这儿，保护三七免受雨水病害。

这项“业余活动”，一年能给每个参与的农户增加4000元收入。“等我们的三七种植规模扩大后，还能吸纳他们入股分红，每年增收可以超过1万元。”张洪说。

对事业重拾信心的张洪，决定追加一笔投资，扩大公司规模，但手头的资金却显得捉襟见肘。谁承想，一次和亲戚喝酒时，这位亲戚明确表示愿意和他一起干，两人合资，又投入了1000多万元。

从连自己的妻子也不理解，到亲戚都来鼎力相助，张洪真切感受到了什么叫“得道多助”。

“所谓‘科技扶贫’，关键就是利用科学技术盘活当地资源，并形成特色产业。”朱有勇对《中国科学报》说。过去几年里，朱有勇团队的林下有机种植技术已帮助数百公里外的云南省澜沧县成功脱贫摘帽。

“我本来就是农民，农民和农民交流起来很容易。”2020年，朱有勇有了新任务，那就是让更多会泽人民享受科技带来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