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颜晓红

来华留学生是指持外国护照在我国高等教育机构注册，并接受学历或非学历教育的外国公民。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全面繁荣与快速发展，来华留学生规模持续扩大。教育部公开的数据显示，目前大约有50万名来自于200多个国家（地区）的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全国31个省（区、市）高等院校中学习。这其中的绝大多数来自于“一带一路”的65个国家与地区。

来华留学生在学习与生活中被特殊照顾，有其深刻的历史成因。新中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第一年仅招收了33人，全部来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1966~1972年间相关工作中断，1973年以后又逐步恢复。但在进入本世纪以前，招生规模均很小。当时国内的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明显落后于世界，出于本民族热情好客的文化传统，也为避免留学生来华后感到太大的落差，才形成了这种现象。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出台以后，来华留学生数量出现井喷式增长，规模不断增大。当前，我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已经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但极为不正常的是，这种在历史特殊时期形成的、面向小规模群体设计的照顾政策，在国内多数高等教育机构中被延续了下来，且由此引发了社会的关注与反感，在过去的几年中相关网络舆情屡见不鲜。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近年来已经认识到，在我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内，留学生尤其是留学研究生的培养中存在两个主要的问题，一是培养质量不高，其客观反映是留学生的毕业标准（或可量化的毕业生学术成果）平均低于本校国内同类别学生的标准；二是留学生在中国境内因其地理与专业（学科）的多重分散性，导致办学的规模效益无法凸显，而且大部分地方院校因为竞争不到可以使用汉语授课的生源，被迫采用小班全英语教学，培养成本更是居高不下。因此，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多种场合反复倡导留学生的趋同化培养。

在教育学中，大学生的培养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其中“狭义培养”仅包含学籍管理与教务安排，是教育处教务科和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的基本职能；而“广义培养”则涵盖了从招生、培养、学位、就业、质量监控到学生管理等一整套极为广泛的内容，贯穿了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目前已知的国内留学生趋同化培养案例，大多仅仅是采用相同的培养方案进行同堂授课，而在培养制度与学生管理制度等方面与国内生相比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这种趋同化培养仅仅是狭义、而非广义上的趋同，所以也就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可能。

来华留学生教育宜同不宜殊，所谓的“同”是指非必要不搞特殊化。必要的特殊化是指根据国家涉外或是民族宗教政策的要求，对来华留学生的某些生活习惯予以照顾。除此以外，在学校层面上，对来华留学生应当尽量采用与国内同类别学生相同的待遇与制度，积极推动以“同窗学习、同室创新、同台竞技”为核心的趋同化培养模式。

这其中，“同窗学习”是指营造融合互信的文化氛围与和谐共处的外部环境，具体包括趋同化的培养方案、趋同化的师资、趋同化的课堂，以及教学科研基础设施共享等内容。“同窗学习”的核心是“通过与国内同类别大学生的趋同化培养实现提质增效”。“同室创新”与“同台竞技”则是强调了两者之间在生活、学习、科研等方面，既要在合作中创新，也要在竞争中成长。

留学生的趋同化培养，国内师生的奉献显而易见。在最浅表的层次上来说，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以及校园生活基础设施必须分享。趋同化培养体系要能够健康可持续地发展，留学生必须要在其中有所作为，要在“同窗学习”环境中，发挥自己在发散性思维、批判性思维，以及英语写作方面的长处，反哺国内大学生培养的国际化水平，并由此在留学生与国内生之间建立相互欣赏、相互信任的关系，扫清趋同化培养中虽然无形却最为关键的阻力。

“来华留学生教育宜同不宜殊”中的“同”是“趋同”而不是“相同”。“相同”是静态的目标，而“趋同”是过程。我们的留学生“趋同化”培养与西方国家的留学生“同质化”培养、搞一刀切有本质上的区别。“趋同”是一个不断“求大同、存小异”的过程，尊重留学生的文化与宗教信仰，且趋同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永远在路上。

趋同化培养不仅能让来华留学生更好地享有优质的中国高等教育，建立与国内学生之间弥足珍贵的同窗之谊；也能避免将其作为校内的孤立群体另起炉灶、自成体系，有效降低办学成本；更能通过与国内学生之间既合作又竞争的全面比较，牢牢守住国际人才培养质量的红线。

（作者系江苏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