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瑞

■本报记者 胡珉琦

近日，全球最具权威性的电子技术与信息科学工程师的组织——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诞生了首位华人主席，他是马里兰大学终身教授刘国瑞（K. J. Ray Liu）。

刘国瑞当选IEEE新任主席一天后，他在社交平台LinkedIn上就收到了三四千条关注的申请，而在此之前他只有2200个“友人”。截至目前，他发表的一则简短的致谢词，已经收到了近1.5万个反馈。

“华人主席”的身份让他备受关注，这有些出乎他的意料，连连说“我不是明星”。

可事实上，他在 IEEE 任事 36 年，是信号处理与通信技术领域绝对的“明星科学家”。他的研究涵盖了信号处理、通信、信息取证学等诸多领域方向，领导的信号处理研究在 2009 年 IEEE 125 周年时被选为“对人类有重大影响的七大信息技术”之一。

近几年来，他重点关注无线人工智能（无线AI）研究。作为Origin Wireless公司创始人，他发明的首款“时间反演机”获得了2017年CEATEC大奖，具有无线AI功能的Linksys Aware获得了CES 2020创新奖，被《新闻周刊》评选为“CES最佳产品”。

这个在信号与通信领域有着不竭创新动力的科学家，希望用这个全新的身份带来哪些改变？最近，刘国瑞接受了《中国科学报》专访。

《中国科学报》：无线AI作为未来重要的探索方向之一，您如何看待它的潜力以及面临的挑战？

刘国瑞：无线AI是我们创造的一个全新的领域，我常常为此感到兴奋。

2017年，我们开发了世界上第一个厘米精度的无线室内定位系统。这个系统具备类似GPS的室内定位能力，在没有任何基础设施的情况下跟踪人或者任一物体，只要有Wi-Fi或LTE即可。

众所周知，GPS精确定位很容易在室外实现，但不能在室内空间内识别，这个难题困扰了整个行业几十年。那么，我们是如何做到的？

我们所有人正生活在一个被电磁波包围的世界。在家里，只要有Wi-Fi或LTE，就会发出大量无线信号，这些无线信号就是电磁波。电磁波碰撞到人体会发生反射或者散射，回传后，利用我们开发的时间反演机技术，就可以探测到人体运动的位置、状态。这种技术构成了智能无线电（无线AI）平台的核心。

“时间反演机”通过感知电磁波可以探测出人的运动、呼吸等。这项技术的神奇之处在于，这种感知既不需要摄像头，也不需要用户佩戴可穿戴设备，隔空就可以应用于家庭、办公室的安全监控、人体生物识别、生命体征监测等，就像魔法一样。

几年前我们开发这项技术的挑战在于，无线信号的带宽不足。而随着5G时代的到来，这个问题不再是一个瓶颈。从本质上来看，在未来的无线世界中，通信只是一小部分。无线AI所带来的无线感知和探测将会完全改变人类生活。

任何一项前所未有的技术，一定会带来信息安全、隐私等伦理风险。自从AI出现，IEEE就一直在不断更新伦理准则，所有工程师和科学家都不能超越底线。

《中国科学报》：您既是科学家，又是一位创业者，为何还想竞争IEEE主席一职？

刘国瑞：这首先来自于IEEE同事们对我的肯定和期许，让我相信我可以为它做更多事。但竞选主席对我而言还有特别的意义。在IEEE近150年的历史中，从未有过一个华人主席，这个天花板必须打破，这是我个人很想做成的一件事。

IEEE有了第一个华人主席，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我要让所有会员、所有媒体知道，亚裔主席、华人主席可以成为最好的领导者。我想做一个榜样，这样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华人主席出现，从而发挥我们的影响力。

《中国科学报》：作为新任主席，您希望寻求哪些方面的发展和改进？

刘国瑞：首先，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几年前我带团队创建了IEEE DataPort，来提供数据存储服务。IEEE DataPort 通过托管对 IEEE 社区有用的数据来支持开放科学和可重复性研究。DataPort成立一年，用户和数据的数量就呈现指数级增长，目前用户数量已经超过了60万。去年开始，我又提议开发IEEE App，让所有会员参与、了解IEEE全球网络中的所有内容。

其二，提高协会服务质量和透明度，特别是要降低协会商业模式中的各类开销，让我们的会员不用支付那么多的钱。

其三，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构建多元化的组织。我们有很多会员在亚洲，但IEEE的领导层却很少有来自亚洲的。事实上我过去几年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保障会员平等参与权，在IEEE的委员会中不能只有来自美国的成员。

以上这些都是比较具体的内容，除此以外，我还有一个核心愿景，我想让IEEE变成世界上所有电子和电气工程师、科学家的“家园”。在职业生涯的任何阶段，IEEE都可以为他们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帮助他们学习新的知识，结识好的导师，不断成长，走向世界，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前景。

《中国科学报》：接下来您会重点关注中国电子技术与信息科学领域的哪些问题？

刘国瑞：这些年，中国在信号与通信领域的研究水平已经跟世界接轨，国内的教授跟学生可以在最顶尖的期刊发表论文。这是我过去三十几年来，看到的巨大改变。

但是，我非常希望国内学术界重视两个关键问题，这关系到中国学术界的声誉。

首先，IEEE会定期在内部通报学术不端事件，遗憾的是，现在有超过一半的论文失信事件出自国内学者。

其次，在美国做研究，发表论文时对作者署名的要求非常严格，没有贡献的人绝不能署名，这关系到知识产权。到目前为止，我发表了800多篇论文，只要是“挂名”的，我通通拒绝。可在国内，“挂名”问题比较严重。

这是我在IEEE看到的中国学术界存在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没有学术诚信，是得不到国际同行的尊重的，这关系到全世界学术共同体对中国科学家的评价。

过去，由于我们长期跟国际学术界脱轨，所以在发展初期先要有“量”，这我完全同意。可如今，量对我们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不能再用数数的方式来评价一个科研人员的成就。如果我们学术界崇尚的是“质”，那么整个社会也会往这个方向走。

我也希望能和国内学术界共同思考、推动学术文化向前发展，期待能有一些人率先做出改变，从而让更多人去跟随。

《中国科学报》：您在马里兰大学创立了Origin Wireless公司 ，让无线 AI 走进了现实，您如何看待科研成果的商业化难题？

刘国瑞：我认为这跟大学的文化有关，美国的大学，尤其是州立学校对这件事的看法比较开放。

此前的半个多世纪，影响世界科技发展的重大发明大多集中在几个最著名的研究机构，比如贝尔实验室、IBM研究实验室。如今，发明人带着发明，找到钱，在车库里或学校的实验室就可以创业，全世界都在这么做。

因此，对教授的评估不应该只是看发了多少论文、带了多少学生、教学好不好、得过哪些奖，我们的期许应该有所不同。过去是看教授对学术的影响力，现在要看他们对社会、对工业界的影响力在哪里。

一旦技术转化成功，就可以为本地区创造很多商机。因此，美国的大学认为教授把研究成果商业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它直接关系到科研人员对社会的影响力。

中国的高校需要有这样的意识，并且能够设计出很好的游戏规则。

《中国科学报》：2016年，您曾获得了IEEE Leon Kirchmayer研究生教学和指导奖。作为导师，您如何帮助那些研究和创新能力不足的青年学生，让他们成长为能够独立发现新的、有趣的、重要的问题，进而提出新的解决方案的科研人员？

刘国瑞：我的确有很多来自中国的学生，初见他们时，我发现他们大多在数学、物理学科有比较扎实的训练功底，可在研究创新方面却没有经过训练。研究创新是可以训练的，但它需要一种环境、一种文化。

国内总是教育学生要好好“读书”，却很少提到要好好做“学问”。学问不是一个名词，它的意思是学会怎么问。解决问题，聪明人都会，难的是能不能问出好问题，问出最重要的问题，问出别人无法回答的问题。会问，才能知道更多的东西。

我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第一年、第二年好好读书，必须拿全A，这是打地基的过程。如果你想一辈子不断地盖高楼，地基就要打得够深。我发现一些国内来的学生，他们很快能够写论文，却很肤浅，因为他们不愿花一年两年时间去修习很艰难的数学课。

打好了基础，未必能问出好的问题。国内的老师不能怪学生不会问问题，因为老师首先要教学生怎么问问题。我告诉我的学生，任何全新的课题我都可以跟你们一起做，作为你们的导师，我会不停地问你问题，直到你学会该如何问问题。

好的导师除了要提供好的训练，还要传递广阔的世界观。做学问，不能只闷头待在实验室里，一天到晚看几本书、几篇论文。要做出好的研究，必须要用各种不同的事物来刺激你的思维。要接触文学，接触艺术，接触各种不同的人、事、物，跟不同的文化交流，要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只有把自己的思维变得更宽阔，你才能看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