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强高校基础研究，布局建设前沿科学中心，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什么是新型研究型大学？为何要建？怎么发展？这些问题的答案目前还很模糊。笔者在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显然，新型研究型大学是针对传统研究型大学而言的。从投资主体来看，我国的传统研究型大学基本上由中央政府投资创建。而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投资主体可以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科研机构、社会力量、企业或行业组织、国外大学，甚至可以是多主体共同投资兴建。从科学研究看，传统研究型大学一般以基础理论研究为重。而新型研究型大学并不一定局限于基础理论研究，而是会根据社会需要和自身基础灵活选择研究重点，可以是应用基础研究乃至纯应用研究。从人才培养看，传统研究型大学一般是以本科教育为主要使命的教学型大学逐步发展为研究型大学的。而新型研究型大学一般起步即以研究生教育为主要使命，或者自上而下开始招收培养本科生。从学科分布看，传统研究型大学一般都尽可能综合化。而新型研究型大学往往只聚焦于几个优势学科或学科群，一般为基础学科或工程等主干应用学科。比如，西湖大学就坚持发展有限学科的理念。从办学模式看，新型研究型大学往往能摆脱体制机制的束缚，实行更加灵活的学术制度与组织形式。既然是新型，便没有定型，其发展的可能性仅仅受限于发展定位、客观条件和大学校长的战略管理能力。

如果将眼光放长远看，现在的一些知名研究型大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和同行相比也是“新型”的。比如，美国斯坦福大学在上世纪50年代就依靠紧密融入加州蓬勃发展的新兴产业，将出租土地建科技园作为发展基石，实现了超常规发展。这与美国东海岸传统的常春藤高校截然不同。韩国科学技术院于上世纪70年代创立，以理工交融科技创新服务于当时韩国的产业经济转型升级，技术转移是其重要特色。这与韩国历史较长的首尔大学、高丽大学也截然不同。

一言以蔽之，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各国都是经济、社会、产业发展下的产物。同时，也是破除对传统研究型大学发展“路径依赖”的成果。

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在我国同样有着经济社会大变局的背景。在经济总量上，我国已经“稳二追一”，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资本已经不再是稀缺要素。办新型研究型大学并不缺少出资来源。特别是一些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有意愿捐资办学，希望高等教育发生积极的变化。在科技水平上，我国与先进国家的距离正在缩小，但在发展环境深刻变化，尤其是大国竞争日趋激烈时，加快自主科技创新的要求更加迫切。无论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还是面向经济主战场和国家重大需求，都要求大学在科技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时代呼唤新型研究型大学能异军突起。

此外，在研发投入上，过去5年中，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从1.42万亿元增长到2.2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经费增长近一倍，已经形成高质量发展依赖于高投入研发的科技发展共识。但在传统研究型大学中，存在不少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形成产品再到参与市场竞争这一流程的体制机制障碍。比如简单化、急功近利的评价制度，让科研人员难以静心思考、潜心研究和全心投入。新型研究型大学可以轻装上阵，更加遵循学术研究和办大学的规律。而在教育实力上，我国已经是高等教育大国，也是研究生教育大国，但尚不是高等教育的强国。这要求我们积极推进新时代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向改革要竞争力。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出现是高等教育供给侧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变化的必然选择，也是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有效路径。

对于政府主管部门来说，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最重要的或许并不是给多少支持，而是给足够空间；不是怎么样去“管好”，而是怎么样去“不管”。高等教育领域的“放管服”改革需要往纵深推进。

作为一种高等教育的新样态机构，新型研究型大学自身就具有多样化发展的基因。如同40年前中央对于深圳特区的态度一样，教育主管部门应该放手让新型研究型大学自主发展，主动试错，走出一条有特色的发展道路，同时也应该在事关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长远发展的一些体制机制性改革上迈出更大步伐，促进包括新型大学在内的所有研究型大学可持续发展。

对于新型研究型大学自身来说，其发展路径应根据学科特点及所面临的环境来设计，并无单一模式，但总的趋势是“全面自主、充分融合”。全面自主是指大学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完全依据学术发展及人才培养和成长的规律自主办学，在招生、培养、管理评价、国际合作、服务支持等方面全面向世界一流标准看齐。充分融合是指新型研究型大学要将自身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放在整个产业链和创新链上去锚定自身的生态位，充分利用所处生态中的各种资源，主动做好科教融合和产教融合。唯有如此，才能让新型研究型大学适应并最终引领产业经济与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