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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一直是推动科学发展的一个特质，已历经9届的菠萝科学奖旨在鼓励科学家重新发现科研的乐趣，并激发公众对科学的好奇和热情——

■本报记者 冯丽妃

“有胡子的男人更抗揍”“用尿液建月球基地”“公共汤匙去哪儿了”“用打游戏治疗多动症”……10月18日晚，在浙江温州医科大学2020菠萝科学奖颁奖现场，一项项“脑洞清奇”的科学研究让气氛炽热。

或许，你还不了解这个以水果命名的奖项。它旨在褒奖一些富有想象力、出人意料而意义深远的科研成果与事件。“从一开始，我们就把它定位为激发公众对科学的好奇和热情。”菠萝奖发起人、浙江科技馆馆长李瑞宏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自2012年启动以来，菠萝奖已历经9届，数十位国内外科学家因出于“好奇心”的研究而获奖。但在建立品牌效应、走向国际的同时，这个由地方政府资助的科普活动也面临着一些困惑。

“正经”“好玩”的科普

十年前，在浙江科技馆工作的李瑞宏在组织学生或社区群众进行科普时常常感到，公众对传统科学传播方式兴趣不大，他开始考虑创新科普活动的形式。2011年，李瑞宏遇到果壳网创始人兼CEO姬十三，两人一拍即合，计划做一个中国版的“搞笑诺贝尔奖”。

与正经、严肃的诺贝尔奖不同，搞笑诺贝尔奖由科学幽默杂志《不可思议的研究年报》 在1991年发起，旨在评选那些“乍看让人发笑，之后发人深省”的研究。它每年进行一次，并在诺奖颁发前一到两周在哈佛大学桑德斯剧场举行。入选者由上述年报编辑、科学家、记者和不同国家各个领域的精英们组成的管委会选出。

在致信搞笑诺贝尔奖组委会后，对方表示非常高兴他们有意愿举办相关活动，但希望他们办出自己的特色。这样的“婉拒”让两人萌生新的想法，最终在征询国内多方专家建议后，他们将菠萝科学奖的关注点聚焦在“好奇心”和科学传播的过程上。

“虽然菠萝奖的起因是搞笑诺贝尔奖，但特色不同。”对于菠萝奖是“中国版搞笑诺贝尔奖”的说法，李瑞宏如此回应。他表示，前者中很多是国外科技人员的自嘲自讽性研究，而菠萝奖更注重的是正面引导公众、激发公众对科学的好奇。

不过，与搞笑诺奖类似，菠萝奖的科学研究也要兼具科学性和趣味性。姬十三表示，相关研究都是“正经的科学研究”，需要在正经刊物上发表，至少是会议级别的报告。同时，这些遴选出的研究还要有趣，能激发传播。

为保证这一点，菠萝奖设立了两个评审团——科学家评审团把关研究过程是否严谨，方法是否科学；由作家、演艺圈等非科学界专家构成的星光评审团则判断研究“好不好玩”。中科院院士欧阳自远、联合国卡林加科普奖获得者李象益以及相声演员于谦、作家马伯庸等都曾担任过相关评审团专家。

2012年4月7日，首届菠萝科学奖颁奖活动在浙江省科技馆举行。“晚会当天就‘爆炸’了。”菠萝奖总策划王丫米向《中国科学报》回忆，不仅有很多的媒体报道，还上了新浪热搜，引起极大的关注。

这与菠萝奖开创的新传播模式有关。据介绍，在确定奖项后，菠萝奖先由科学内容团队进行诠释，再由喜剧团队加入笑料和包袱，最后由科学专家审核其中是否存在科学性的错误。在王丫米看来，这种“流水线的加工”，保证了科学研究的严谨性，又通过专业的笑点加强了传播上的趣味性。

菠萝奖的成功还得益于跨界合作。李瑞宏表示，科学界与艺术界的合作让菠萝奖拥有戏剧、相声、脱口秀等更丰富的表现形式，艺术界明星的流量也给菠萝奖带来更多的“粉丝”。与媒体的合作也让菠萝奖的传播更具靶向性。如浙江科协专门打造了科学融媒体联盟，推动双方在科普策划、传播等方面的合作。

李瑞宏回忆，第一届活动时，作为菠萝奖主办方，浙江科技馆在联系获奖者和颁奖人时甚至被认为是一个“骗人的奖项”，因为它没有奖金、证书、不能帮助科学家评职称，邀请的人不愿参与。如今，它已经成为一个科普“品牌”，线上线下“圈粉”无数。

“科普本身就是科学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的集合，趣味性是人们求知欲和探索精神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卡林加科普奖获得者、中国科技馆原馆长李象益对《中国科学报》说，菠萝奖很好地体现出这些特点。向“好奇心致敬”这个主题提得好，因为世界科普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为时代培养具有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一代新人。启迪“好奇心，培育想象力，激发创造力”，正是引领世界创新教育的基石。

无用之用，是为大用

“为什么动物的排尿时间都是21秒钟？”“蚊子为什么不会被雨滴砸死？”“猫舌头比刷子更好用？”……先后获得三次菠萝奖和两次搞笑诺贝尔奖，佐治亚理工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教授胡立德也许是世界上获得幽默科学奖项最多的科学家。在他看来，这两个奖项都是鼓励大众去感受科学比较好玩的一面。

不过，这些研究也曾让胡立德当选全美最“浪费钱”的科学家——美国政治家每年评选20项最浪费国家经费的科学研究，2016年他占了三项。“很多东西听起来很笨其实并不笨，很多听起来有用的东西并没有用。”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胡立德用不那么流利的中文表示。如果菠萝奖可以教人怎么看东西比较深一点，不看表面，就已经是很大的贡献。

“无用之用是为大用”，《庄子·人间世篇》写道。在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曹则贤看来，胡立德的研究虽然有些搞笑，但其研究方法和内容本身非常严谨，具有科学价值。例如动物排尿时间这项研究既包括流体力学的问题，还包括生物进化的过程，可用于了解生物学甚至是临床护理。

实际上，出于好奇心的研究失去资助的情况屡见不鲜。2017年，美国布兰迪斯大学退休教授Jeffrey Hall因阐明生物钟的工作机理而分享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彼时，距离他因经费短缺而被迫关闭实验室已经十年。2008年，日本科学家下村修因在发现和研究绿色荧光蛋白方面做出贡献而分享诺贝尔化学奖。然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的研究成果不受重视、不受肯定、没有资源……只能在自家车库里做研究。

“科学研究本身应该是出于纯粹的好奇心，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蜕变成了一种职业、一种谋生的手段。”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薛雷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他曾因“果蝇的求偶偏好”获得第三届菠萝奖化学奖。薛雷表示，因为科学研究的功利性，当前生命科学领域造假成风，这样的科学成果带来的是灾难而不是好处。从这个角度看，菠萝奖有助于引导科学回归好奇心。

科普热下的新思考

作为一项激发公众好奇心的科普活动，菠萝奖同时见证了近年来中国科普市场的迅速发展。“目前，整个市场上的用户比我十年前创业时多了几十倍的量级。”姬十三对比2010年创建果壳网时的情景说，“以前是小众科普，现在则是大众关注，这种变化非常明显。特别是近三年来，随着我国加大科学投入，激发了对科普和科学文化的更高关注度。”

“中国‘文化热’之后必然迎来‘科普热’。”十年前，南方科技大学物理学院教授李淼曾这么说。如今，中国的“科普热”已经显现。越来越多科学家做科普，越来越多的创新作品涌现出来，跟各个方向的联系变得更加广泛，包括视频、艺术策展、漫画互动……科学的表现形式日益多元化，科普的“盘子”越来越大。

在此背景下，王丫米坦言，菠萝奖本身“变得相对式微，显得没有那么独特了”。不过，她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说明公众的注意力被各种成长起来的新媒体分流，“从内心来讲，我们是很开心的”。

不过，自去年菠萝奖被纳入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后，它的褒奖对象已经从最初的华人科学圈扩大到世界青年科学圈。对此，在曹则贤看来，菠萝奖走向国际有助于扩大其影响。但“考虑到其效仿搞笑诺贝尔奖，而后者占有名气上的优势，菠萝奖能在国际层面上赢得怎样的局面有待观察”。

对于刚9岁的菠萝奖来说，的确仍面临一些困惑。其中之一是专职的团队。

目前，菠萝奖一年中有十个月是沉寂的，只有两个月的活跃期。在浙江卫视主持人沈涛看来，菠萝奖是“由一群莫名其妙的各个行业的无聊人士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在基本自掏腰包提供酒、水、米、面、自行车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坚持了好多年的科学信仰”。

沈涛从2015年主持菠萝奖开始也进入了这种“莫名其妙的状况中”。“好多人一年不联络，但一说几月几号菠萝科学奖开始，我就会为了那一天推掉所有的工作，为了领到一个免费的工作人员盒饭沾沾自喜。”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他有些揶揄地说。

这与菠萝奖面临的经费困扰不无关系。菠萝奖一直是一项靠地方政府经费资助的体制内的活动，这也让它的经费使用带有体制内的痕迹。

如何走出一条新的发展模式？这两年，不少企业找李瑞宏提出赞助经费，他不是没考虑过，但总觉得一旦接受赞助，原本的公益活动可能就会变成商业活动，便作罢了。在他看来，更多来自非政府机构的支持或是一种办法。

在李瑞宏看来，虽然菠萝奖作为创新的科学传播形式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但它与真正激发公众对科学的好奇心仍有距离。他表示，在科学传播的4个层面——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中，菠萝奖更想做的是激发公众的好奇心，让他们真正从思想和精神方面去理解科学。

“中国人常暗讽‘杞人忧天’，如果真的让他敞开去想天为什么不掉下来，星星为什么不掉下来，可能就会像牛顿那样，发现这些天地运行规律。”李瑞宏说，消除类似文化上对好奇心的压制，要做的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