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报国70年”大型报告文学丛书（第一辑），叶梅、陈应松、许晨等著，浙江教育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

■章罗生

新时期以来，中国报告文学发展迅猛、大有“雄霸”文坛之势。其标志之一，是长篇丛书系列的可持续发展。而“创新报国70年”大型报告文学丛书（以下简称“创新报国”丛书）不但以其规模之大，而且以其规格之高与组织之严肃超越以往。其中最重要一点，是在当代纪实文学继承《史记》等民族传统、开创新的史诗时代方面，作出了新的贡献。这一点，仅从已出的第一辑（10册）中即可看出。

一

第一，通古今之变。综观新时期40年纪实文学的发展历史可知：它从现实到历史，从政治到学术，从一人一事到宏观综合，越来越表现出继承民族传统、再创时代《史记》的自觉追求。这一点，在“史传”报告创作中表现最为突出。如果说，在上世纪80年代，以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为代表的科学家系列等开创了这一流派，那么，至90年代后，李鸣生的“航天”系列与王宏甲的“风暴”系列等，则将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至近年，以“创新报国”丛书等为代表，又标志着它进入到了新的“史诗”建构阶段。

与以往相比，该丛书表现出“通古今之变”等特色。以往创作虽然也从某一领域或某一角度，反映了我国一定时段的科学发展，但它们大多系个人的自发行为，因而受知识、视野与财力等所限、由能以“点”带“面”、“管”中窥“豹”。而“创新报国”丛书，由于是由权威单位联合组织，有强大编委会与专家组指导的“国家”工程，因而它在题材选择、主题指向与作家队伍等方面，能有力调度、形成“拳头”。

丛书通过高能物理、橡胶化工、经济地理、减灾防灾、沙漠与动物研究，以及青藏科考、海洋科考等代表性科研领域及其活动等，不但从横向上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我国科学的整体全貌，而且从纵向上反映了新中国70年科研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非凡历史；不但再现了中华民族奋发图强、赶超世界的不屈意志与坚强伟力，而且突出了其创新报国、科技强国的民族精神与时代主题。

第二，科学家“列传”。为科学家群体立传，是该丛书的又一鲜明特色。这一点，虽然在以往的同类创作中也有表现，但都不及该丛书突出。如徐迟与李鸣生等人的创作，虽也再现了众多科学家与航天英雄等形象，但就单篇作品而言，它们一般只集中写一人或几人；张建伟等的《中国院士》与王家达的《敦煌之恋》等，虽也是描写科学家群体之作，但一是此类创作不多，二是所涉学科较杂且历史时段有限，因而未形成整体优势与“拳头”力量。

“创新报国”丛书不同之处在于：一是由于它反映的均是新中国70年以上的历史，因而所写的科学家一般在三代以上；二是由于它选择的都是自然科学领域与国计民生紧密相连的基础学科或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等，因而所涉部门广泛、人数众多。即使是单篇作品，它再现的也是科学家群体——少的在十人以上，多的则达数十上百。

如杨丰美、纪红建的《世界屋脊的光芒》，所写的青藏科考不但包括辽阔的西部地区和冰川学、地质学、生态学、考古学与动植物学等众多学科，而且涉及登山运动、交通建设与人文地理等，因而其领域更广、人数更多，内容也更繁复。

许晨《耕海探洋》所写的海洋科考也是这样：不仅涉及航海、生态、船舶、码头与国防等众多领域，而且需要海军、海洋局、政府与造船厂的支持和配合等，其人事更多、关系更复杂。

那么，如此众多人物如何安排？在这方面，丛书也借鉴了《史记》有关“本纪”“世家”与“列传”等分类方法，按人物的地位、贡献等进行层级分类。即：对各学科的奠基人、带头人或功勋卓著者，给以“本纪”或“世家”的待遇，予以重点描述，而对其他继承者或后起之秀等，则以“列传”形式处之；同时，对有关夫妻、师徒与团队科学家等，则以“合传”形式进行对比描写。

如《世界屋脊的光芒》，一方面重点凸显了两次科考的首席科学家孙鸿烈、郑度，我国冰川学的开创者、冰川研究的领军人物施雅风，以及刘东生、潘裕生与武素功等由40多位院士组成的“老西藏”群体，另一方面，又以人带事、以人带史，写了各学科、专业的更多后续科学家与科技工作者。

裘山山的《钟情一生》集中合写的生物学家刘承钊与胡淑琴、费梁与叶昌媛，不但是两对科学家夫妇，而且是有师承关系的两代学人：他们及其弟子数代接力，历经36年，才完成《中国动物志》《中国植物志》等浩大工程。

陈应松的《飞蝗物语》对我国昆虫生态学、经济生态学、城市生态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马世骏，与我国征服东亚飞蝗的主要贡献者陈永林，分别以《世纪骏马》《泰斗之路》为名进行专章撰写，将钦俊德、邱式邦与郭郛等蝗虫分类学家置于《群英谱》章节，并在《江山代有才人出》一章中分写了“张泽华和他的绿僵菌”“张龙的生物防治”与“集大成者康乐”等。

为科学家群体立传还只是表面，关键是突出其内蕴精神。而丛书正是紧扣主题，集中展现了其报国、创新、自强、奉献等时代、民族精神。

应该说，从徐迟到李鸣生与王宏甲等，这一精神是贯穿新时期40年“人才—科教”创作的内在红线。“报国创新”丛书不但立足于新中国70年，而且集中于与国计民生紧密相连的基础自然科学，因而其选材更典型、主题更鲜明。

正因如此，我们不但见到了青藏科考、海洋科考与泥石流研究（葛水平《泥沙中的石头》）中的生命奉献，见到了沙漠化研究（李春雷、李艳辉《追风沙的人》）中的生死较量，而且感受了高能物理与化工（橡胶）研究中科学家因无数次失败而产生的精神痛苦，以及经济与心理上的巨大压力等（武歆《托卡马克之谜》、叶梅《大对撞》与薛媛媛《国事橡胶》）。

因丛书所选的科学家既是各学科领域的顶尖学人，又大多有国外留学或工作的背景，因而他们时常面临着国外高薪等优厚条件的诱惑。正是在这种严峻考验面前，他们舍家为国、舍己为民的高尚选择，有力地凸显了“虽九死其犹未悔”而矢志报国的人间大爱，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传统民族美德。

第三，科普风格。《史记》追求的所谓“究天人之际”，是指通过总结历史，揭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的关系。综观“创新报国”丛书可知：作为专写科学与科学家或通过它们而反映新中国70年历史的作品，丛书不但继承而且发展了这一民族传统。

具体而言，丛书通过选取众多有代表性的学科领域，尤其是通过集中讲述数以百计的典型科学家的人生传奇，不但形象揭示了科学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密切关系，而且使人们进一步认识了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精神、什么是科学家的人生，以及科学与时代、民生的密切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等，进而献身科学并致力于科技创新等。由此而言，它不但对普及科技文化、提高民族素质具有长远意义，而且对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建设等，也具有重要的时代现实意义。

正是因为先有作家的自我科普，作品才深入大众较陌生的科技世界，化神奇为通俗，使我们明白，青藏科考与海洋科考是如此博大精深，蝗虫等动植物研究是如此紧贴国计民生，沙漠研究、泥石流研究等与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如此密切；明白什么是顺丁橡胶、为什么要研究与发展橡胶工业，什么是托卡马克与等离子体等；也才懂得“如果说沙漠是大自然自身形成的，那么沙漠化则是人类造成的，就像一个人被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毫无节制地消耗自身，疾病终会找上门来”（《追风沙的人》）。懂得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产业科学，是清水与鱼的关系，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好比一条大河，它“漫江碧透，鱼翔浅底，养育得鱼肥虾跳”等。（《大对撞》）

总之，作品科普风格的形成，既由其题材内容所决定，更是作家自觉追求的结果。正因如此，在叙事中，他们不但引经据典，以通俗语言普及科学知识，而且将采访过程写入作品，从而使读者随作家的所见所闻与感同身受，既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认识了科学的神奇与“天人”关系等，又领略了鲜为人知的科学家的另类人生。

第四，“大报告”文体。司马迁的所谓“成一家之言”，既包括他独立的史识、史观及其“知人论世”的价值立场，也包括其独创的通史体例及其写人叙事的方法形式等。

借用这一术语，我们也可看到，“创新报国”丛书在促进报告文学“成一家之言”，即使在成为“大报告”主流文体方面，也有新的发展与贡献。也就是说，在文学家族中，虽然报告文学是后起之秀，但由于其紧贴现实、服务政治的先天秉赋与改革开放时代的求真务实、创新发展等相得益彰，因而新时期以来，它不但向文史哲等边缘领域大举扩张，而且与科学、艺术等亲密联姻；不但广泛吸收小说、散文与传记等兄弟文体之优长，而且派生出“问题报告”“史传报告”等。

二

丛书不但已发展成了开放的“大报告”主流文体，还使该“一家（体）之言”具有了“权威”色彩。具体而言，丛书的意义在于：

一是众多小说家等原主要从事“虚构”创作者的加盟，进一步壮大了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的队伍。

在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发展中，已不断有小说家、散文家与剧作家等加入，而这次又有叶梅、陈应松、葛水平、薛媛媛、裘山山、武歆与杜怀超等小说、散文家加盟。

二是原主要从事纪实创作的作家，如李春雷、纪红建与杨丰美等，也进一步扩大了其题材领域与创作视野，从历史与现实题材创作，到第一次集中写科技与科学家。而许晨的《耕海探洋》则与前两作一道，构成了“纪实文学海洋三部曲”——这一点，对于中国“海洋文学”的建立，无疑有重要意义。

三是多种方法形式的融汇、创新，极大地丰富和促进了“大报告”文体的发展。

首先，丛书大量吸收了《史记》等“以人带史”、分层次为人物立传的方法，或以一典型人物为主，或同类合写，或“世家”与“列传”等并存。

其次，它充分吸取小说与散文等文体之长，既注重人物的典型描写，又注重细节、风景与故事情节，同时，还伴随“我”的调查采访与真情实感等。

最后，因作品所再现的历史在70年以上，而所涉人物众多、事件繁复，决定了它少不了“宏观综合”。同时，既是科学，就先天具有知识性、资料性与学术性；既要科普，就自然与问题和通俗等相联。就此而言，丛书又吸取了“史传报告”与“问题报告”等兄弟文体之长。

总之，无论对中国“科技文学”还是对当代纪实文学的发展，无论对继承民族文化传统还是对建设当代精神文明等，“创新报国”丛书都有其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