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和人工智能：一位德国工程师与一位中国科学家之间的对话”书系，顾凡及、[德]卡尔·施拉根霍夫著，顾凡及译，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卡尔·施拉根霍夫

顾凡及

■本报记者 袁一雪

当一位退休的脑科学研究人员遇到一位退休的IT工程师，他们会聊些什么？是编程、计算机对人脑的影响，还是热度始终不减的人工智能？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顾凡及就在“脑和人工智能：一位德国工程师与一位中国科学家之间的对话”（以下简称“对话”）书系中（该书系包括《脑研究的新大陆：一位德国工程师与一位中国科学家之间的对话》《意识之谜与心智上传的迷思：一位德国工程师与一位中国科学家之间的对话》以及《人工智能的第三个春天：一位德国工程师与一位中国科学家之间的对话》），为众人展示了他与德国信息技术工程师、连续创业者卡尔·施拉根霍夫博士，在一场持续多年的书信往来中，所聊的话题。

顾凡及说，这本书不仅有他们对脑研究和人工智能现状的思考，更有他们将这两大热点领域未来的发展提升到科学哲学和科学政策层面的探讨。

三年通信，三年成书

这本书的缘起要从2012年底说起。退休后的顾凡及退而不休，反而利用宽裕的时间，将注意力转到“欧盟人脑计划”申请的“未来和新兴技术旗舰项目”上来。“这是轰动世界的一条特大科技新闻，按照其公布的时间表，该项目要在十年内在计算机上建立起人工全人脑，而申请的资助基金则达到10亿欧元之巨。”顾凡及告诉《中国科学报》。

但是，顾凡及对该项目科技目标和可行性提出了质疑，“我曾和朋友讨论过这个计划是否可行，但他们总是劝我：‘那些都是聪明人，他们怎能想不到连你我都能想到的问题？’此话听上去确实很有说服力，但并不能打消我的疑虑”。于是，顾凡及写邮件给在德国的朋友汉斯·布劳恩教授，并由他转发给了卡尔。“因为卡尔恰巧与我提出同样的质疑，我希望听听他的意见。”

幸运的是，这位远在千里之外的IT工程师，并没有用同样的话语搪塞顾凡及，而是认真地与他展开了一场从脑科学到人工智能领域，再到科技哲学与政策的对话。

“遇到卡尔是我的幸运。要知道，想要找一个能详细讨论我所感兴趣的科学问题的朋友，着实不易。”顾凡及感慨地说，“而卡尔与我有共同的兴趣方向，却有不同的学术背景与视角。对我提出的问题，无论是有关脑科学还是信息技术，他都会详细回答。如果他对我提出的问题不了解，他甚至会订购我提到的书，读了之后再给我回答，也推荐给我相关的资料。”

两人的通信，一来一往便是三年。三年时光，让他们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2016年初，顾凡及收到了卡尔的邮件，邮件的内容是他们多年通信整理的文档。“他建议我们以此为基础，合作写一本书，在中国出版。”顾凡及说。考虑到两人之间既有开放性的讨论，也有摆事实、讲观点，甚至还有意见分歧，这些内容或许能够让读者有所思考，并作出自己的判断，顾凡及欣然应允。

接下来就是“怎么写”。顾凡及想效仿先贤，学习伽利略，“创造”一个对立人物来阐明两人的观点。但这个想法被卡尔否定了。“既然我们两人本来就不是什么事情都有相同的观点，并已经进行了三年对话，讨论了那么多，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由他和我作为书的主角直接对话？我想想也有道理，就同意了。”顾凡及回忆说。

因为之前的通信都是私人信件，要出版成书，需要重新整理补充。于是，顾凡及与卡尔又花费了三年的时间，完成了初稿和翻译工作，再用一年的编辑、修订和补充，终于在2019年底正式出版。

呈现在读者手上的图书设计也颇为精巧，从封面读是顾凡及翻译的两人的信件，翻到书末从封底读，则是二人的英文通信原文。

“我从未想过当年转寄给卡尔的一封信，竟然在七年后出版了系列书籍。这或许可以作为‘蝴蝶效应’的生动案例。”顾凡及笑着说。

对话体让观点表达更自由

在完成这本书之前，顾凡及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书籍写作经验，但是以书信对话体形式呈现他的观点，是一次新颖的尝试。当“对话”书系终于面世后，顾凡及也对“对话体”的写作模式有了新的认识。

在顾凡及看来，两人的信件时间跨度为七年，讨论的主题——脑科学与人工智能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重大事件频发。“我与卡尔之间的对话，紧跟大事件的变化与科技前沿，并对其进行点评。”顾凡及介绍道。

在将通信整理成书时，顾凡及也考虑到通信中没有特别写明事件背景，所以他为某些内容加上了背景专栏。随着时间的流逝，事件在不断变化，卡尔与顾凡及对于那些事件的预测或许对，或许错。但在书中，顾凡及并没有挑选最新的观点进行呈现，而是将他们曾经预测的内容，与后来的修正或改变，完完整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我想，这样的变化过程或许对某些读者改变其原有观点能起到一定作用。”顾凡及说。

另外，在书中，顾凡及与卡尔采取了古典科学家之间常用的辩论形式，对一些问题摆出各自的观点和论据，进行讨论和争辩。当观点不一致时，他们有时会接受对方的观点，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修改，从而引导读者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是单纯的说理文章比较难做到的。”顾凡及说。

而且，因为是朋友之间的书信对话，语气自然不像传统书籍那般生硬。他们的对话有时亲切生动，有时诙谐幽默，或穿插些生活琐事，或开些玩笑，但内容却又不脱离科学主题。让顾凡及高兴的是，审阅手稿的专家十分肯定这样的讨论方式。

“对话的方式使我们讨论的话题比较自由，我们可以在讨论一个话题时由于对方的议论而激发出新的想法和话题。对于我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我们双方都可以无所顾忌地讲自己的观点并摆明自己的理由，尽管这些观点和论据从标准的学术著作来看可能是不成熟而且不宜发表的。”顾凡及说。

然而，正是这种自由，让他们可以发表一些与当前主流观点不同的新想法。“我们的讨论并不企图给出定论、把我们的见解强加于读者，而是引导读者和我们同步思考，读者可以从我们的讨论中自己进行判断，同意我们的观点或某方的观点，也可能对我们两人的观点都不同意，这是在一般的科普著作中比较难做到的。”

让思想跳出陈规的窠臼

“在我从事科普创作的生涯中，最初写的是一些故事性强的内容，目的是引起读者的兴趣和好奇心。在写这些故事的过程中，我对自己提出了问题，即现在所讲的科学知识，如何证明是正确的？有没有其他解释？历史上的一些争论，为何有些得到普遍的支持，有些则被淘汰了？”带着这些疑问，顾凡及写了两本有关科学史和科学家作出重大发现的书。

在写作的同时，顾凡及又对自己提出了新的问题：现在得到“公认”的观点就一定都正确吗？还有哪些到现在依然并无定论的“开放性”问题？

顾凡及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与结论，最终都在“对话”书系中体现。书中关于科学哲学与科学政策的讨论，是顾凡及在与卡尔通信过程中的“意外收获”。

“卡尔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在大学时学习过科学哲学，后来又做过科学组织工作，并被许多机构聘为顾问。因此此类话题往往是由他引起的，但确实也引起了我的兴趣和共鸣。”顾凡及说。尽管在理性思维的框架内，学习科学方法论比学习某个科学知识更重要，但是，如果将科学方法论浓缩为几条原则，恐怕太过无趣。“因此在我们讨论脑科学和人工智能这两大热点领域的进展和问题后，把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提升到科学哲学和科学政策的层面，我们两人都觉得是有必要的，这样有可能使读者跳出就事论事的窠臼，从理性思维的角度来考虑类似的问题，并对前景进行展望。”

“写这本书的过程也是我的学习过程，更是整理自己思想的过程。通过和卡尔的讨论，我不仅明白了许多具体问题，在看问题的方法和态度方面也有很大的收获。我想有些读者可能也会像我一样，从中有所收获。”顾凡及最后说道，“讨论是磨练思想最好的磨刀石。如果不是采取这样一种对话、讨论和争论的形式，也许有许多思考根本就不会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