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路明

中国的创新模式一直存在不同的门派，“成果转化”派应该是创新领域的武当、少林，很长时间里中国科技创新的资源配置和政策设计的逻辑框架基本上源于成果转化。

■周路明

深圳用了40年时间从一个小渔村转变成为国际知名的创新之都，在中外创新史上都堪称是一个奇迹，但这个奇迹背后的原因和深圳创新的路径方法却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的解读。主流的创新理论家们总是用“成果转化”的套路来说深圳的事儿。所谓“成果转化”模式是美国硅谷套路的中国变种：国家把创新资源投入到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实验室里，弄出一些以专利等知识产权为表现形式的成果，然后通过向产业推销技术实现技术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当然，理论家们总会加上政府高瞻远瞩、科学规划之类的说辞，因此成果转化的解读方式很容易被各级政府接受，但这不是深圳创新模式的真相。

中国的创新模式一直存在不同的门派，“成果转化”派应该是创新领域的武当、少林，很长时间里中国科技创新的资源配置和政策设计的逻辑框架基本上源于成果转化。深圳一开始就避开了成果转化的模式，因为深圳既不是权力中心也不是科技资源的中心，当初中央给深圳的定位是改革开放的窗口，并不曾奢望深圳成为一个创新的城市，然而深圳正是在实现改革开放两大目标的过程中锻造出了不一样的产业技术创新能力。

一是市场化的进程成为深圳创新的原动力。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设立经济特区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改革开放在这些区域率先建立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围绕建立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开放使得“市场化”的进程贯穿于深圳40年发展的全过程。

“市场化”进程能够成为深圳创新的主导因素，关键在于中国创新实践的特殊背景：发达国家是在既有的市场经济体系下开展创新，它们只需要把技术本身做好，市场经济体系会很顺畅地帮助企业完成商业化的过程。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它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开展创新的实践，消除阻碍创新的制度因素要比技术实现本身重要得多。

二是将创新从科研活动转变为经济活动。创新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活动，从1912年熊彼特第一次定义创新到今天，国际范围内都确认创新讨论的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但这样一个简单的认知直到今天在中国仍然被大多数人无视。

长期以来，人们将科研当作最高级的创新，甚至将科研等同于创新，这种认知对中国科技资源的配置方式和评价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结果是来自于高度行政化科研系统的专家掌握了创新的话语权、资源配置权、创新活动的评价权。中国所谓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对创新的认识出现了偏差。深圳在市场化的进程当中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因为深圳不存在一个游离于经济系统之外的科研系统，这使得它的选择变得比较简单，资源配置和政策设计都围绕市场主体进行，企业很自然地成为创新的主体，企业家成为创新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科研成为创新的一个配合的环节而不是支配的环节。

可以说深圳创新秘诀里很重要的一条在于：深圳是中国第一个把创新从纯科研的活动转变成为经济活动的城市，这使得创新投入产出的效率出现了极大的改善。

三是制度创新优于技术实现。中国的创新实践的特殊性除了前面提到的我们是在两种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推进创新之外，还有一个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地方，我们大多数情况下是处在跟随、模仿的阶段，这意味着中国企业介入的行业，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知识产权的布局，我们不得不从产业链的末端开始逐步提升。在这种背景下，政府的制度创新和企业的管理创新都比技术实现来得更为迫切。

在制度创新方面，深圳政府有优异的成绩单，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整个90年代。深圳曾经拥有一支稳定的技术管理队伍，这些人对市场经济的规则存有敬畏之心，对按照经济规律组织创新有深刻的认识，采用问题导向的方式不断为高科技产业发展提供新的政策设计、体制机制解决方案。从1987年深圳颁布18号文《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成为引爆“孔雀东南飞”的导火索；到1999年为了解决技术供给不足的问题，深圳创办高交会，把技术交易、产品展示、创业投资集成起来，颠覆了传统的技术市场模式，为深圳高科技产业资源整合提供了重要的平台。这些工作对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作用绝不是一两个技术突破能够比拟。

制度创新驱动技术创新是深圳能够贡献给中国科技产业的重要经验，可惜这部分工作没能得到系统的总结，包括深圳自己也经常表错武功，落入所谓成果转化的俗套。这些年来，随着公务员规管方式的一些变化，深圳没有形成新形势下制度创新的方式，逐渐陷入“安全生产模式”，让不断发展的创新实践去适应既有的规则，这一点尤其令人遗憾，如果深圳不能延续制度创新的传统对中国创新发展是一个重大损失。

四是在开放的环境中学习创新。经济特区的地位让深圳企业最先与国际市场和跨国公司开展合作，在这个过程中深圳企业获得了两方面的重要机会：一方面是在国际交流中学到了组织管理创新的知识。另一方面是深圳技术公司深度地融入了国际产业生态，成为全球高科技供应链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五是需求导向的创新路径。美国硅谷通过斯坦福实验室引领的创新是全世界公认的最高境界，很长时间创新是美国人在定义，这个定义影响了中国数十年，直到今天依然被视为主流的创新模式（成果转化）。但中国的科研系统与美国不是一回事，行政化的科研板块与市场化的企业联结存在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使得转化变成了一件极为低效率的事情。深圳因为没有传统的科研系统存在，创新被作为经济活动安排在企业中进行，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市场驱动、需求导向的创新路径。

30年前，为了解决所谓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国家启动了科研机构改革的工程。时至今日，中国科研系统在资源配置、科技评价、政策制定方面比30年前拥有了更大话语权，但观念、方法等方面都没有真正准备好成为中国产业核心技术的供给者，在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希望深圳经验能够给我们提供部分答案。

（作者单位：深圳市源创力离岸创新中心，本报记者沈春蕾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