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永兵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新历史主义之“新”，在于它是一种将历史文本化，用文化阐释的方式解读历史的理论，它关注的重心不再是由实在事件构成的“历史”，而是由话语符号构成的文本和贯穿于文本之中的“文化”，因而对其更为准确的描述应是“历史文化主义”。相对于原来带有实证主义色彩的历史主义而言，它将一种对于文学而言的外在性历史视角，转化为文化场域内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的互文关系。这种研究方法一方面通过将历史文本化，历史首先被视为一种文本的建构而非客观的存在，动摇了历史叙述中那种根深蒂固的语言透明性，使外在性的历史以“文本—文化”的方式转化成了内在性的历史。另一方面通过在文学文本和历史文本之间建立起互文关系，将形式方法扩展到了文化领域，将原有的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转化成了一种文学与历史之间的“跨文体互文”，新历史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打破了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研究方法的纯内在性。这种泛文本化的思想方法为文化研究开辟了道路，形成了一种文化诗学、历史诗学。但这种文本化的方式依然存在着两方面的困境：其一是使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二元对立的否定性结构更为显著；其二是使“历史”被抽空了丰富性的内核，成了空洞的概念。新历史主义的这种困境也是文学理论尝试以二元对立的共时性结构来批判实证主义、经验主义，重建一种文本自律性的理论体系这一尝试的最终困境。新历史主义使文学理论走到了“文学之外”，却没能使文学研究以一种新的方式真正地走到“文化之外”“文本之外”，新历史主义者依然没能走出杰姆逊意义上的“语言的牢笼”，将一切泛文本化实际上否定了文学有任何超越文本之外的现实价值。

——《论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旨趣及其文化影响》，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04期

陈望衡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思想的基础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缔造了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思想的两个基点：家园意识和天人关系。中国古代的环境概念大致可分为居室环境和自然环境两大类，我们一般将重点放在自然环境上。中国古代关于自然环境的概念主要有天地（天）、山水、山河（河山、江山）、家国（社稷、家园）、仙境（桃花源、瀛壶）等，其中天地、山水、江山最为重要。天地是哲学概念，山水是美学概念，江山是兼政治意义的美学概念。中国古代环境美学的思想体系包括天人关系、家国情怀和准生态意识。天人关系主要有天人合一论、天人相分论和天人相参论；家国情怀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即家居系列（安居、和居、雅居、耕读传家）和国家系列（昆仑崇拜、中国、华夏）；准生态意识可以分为物人共生观念和资源保护观念，生态文明是农业文明的蜕化性回归。

——《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思想体系论纲》，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04期

赵康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本文围绕杜威访华，分析胡适对杜威教育思想的吸收和转化。杜威访华前，胡适已对杜威教育思想有所吸收并大力宣传实用主义，他对杜威教育思想的阐述精辟，但也反映出其选择倾向、阐释的缺失和过度现象。杜威访华期间，胡适对杜威大量演讲的通达翻译，体现了他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系统吸收；一些误译和漏译虽会招致误解，但却集中传达了杜威教育思想要旨，影响深远。胡适对杜威教育思想的运用体现了他改良中国社会的努力，透露出对杜威教育思想的转化。杜威离华后，胡适持续吸收杜威教育思想，并对先前的吸收有所反思和修正。胡适并未全盘吸收杜威教育思想，他在某个层面可能借助杜威之旗推进自己的文化和政治主张，但总体上是对杜威教育思想的“中国化”以应对当时社会现实之需。

——《胡适对杜威教育思想的吸收和转化——以杜威访华时期为中心》，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9年02期

汪怀君

中国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随着数字媒介的崛起与媒介形态的快速更替，美国传统媒介素养教育举步维艰。为迎接后真相时代的严峻挑战，一场由政府、媒介素养教育组织、教育工作者、高校、新闻界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数字媒介素养教育全面启动。数字媒介素养教育可以帮助年轻人识别数字媒介的不利影响，帮助他们养成探究的习惯和表达技巧，将他们培养成为批判性的思想者、有效的沟通者和积极的公民。当前中国同样备受谣言、假消息的困扰，公众的媒介素养亟待提高。借鉴美国数字媒介素养教育的经验，应尽快将数字媒介素养教育纳入正规教育体系，制定数字媒介素养教育的整体教学规划，鼓励与发展数字媒介素养社会组织，高度重视家庭数字媒介素养教育的作用。

——《后真相时代美国数字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载《比较教育研究》，2019年08期

栏目主持：韩天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