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历史系教授W. Patrick McCray在5月3日出版的《科学》上发表了文章Snow’s storm，本专栏特约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刘永谋编译此文。

1959年5月，在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中，斯诺嘲笑牛津、剑桥的人文学者已经成为孤立而悲观的卢德主义者小圈子；相反，科学家则是真正担负未来的、传播进步和繁荣的乐观主义者。他进一步认为，英国行政事务被落后的文人把持，而苏联则给科学家和工程师更高地位，因此苏联在未来会领先。“两种文化”的观点随即在英国引发诸多反对意见，反映出英国社会在阶级、教育和治理方面长期以来存在鸿沟。从国家立场看，争论亦彰显对科学技术专家在战后英国角色之理解的分歧，对此，斯诺基本主张是技治主义。

起初，美国人对斯诺演讲关注不多，直到第二年斯诺演讲出了书，《纽约时报》才登了一篇加拿大地球物理学家威尔逊的书评，稍微质疑了斯诺的观点，但认为总体上还是站得住脚的。但是，几个月之后，斯诺演讲引起了雪崩式的热烈讨论，哥伦比亚大学把它列入所有新生的必读书目，时任肯尼迪政府的参议员也称赞斯诺见解深刻，于是原为英国语境中的问题成为了美国人的公共话题。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工业领袖和研究者对科学技术发展极其关注，这是斯诺问题被美国人重视的重要原因。苏联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号成功发射，刺激美国人努力改革自己的工程和科学教育，国会通过了《国防教育法》，大量的资金、人力和物力投入美苏太空竞争，激发许多年轻人投身于物理学和工程领域。因此，讨论美国“两种文化”争论的兴起不能忽视斯普特尼克号的背景。

接下来几年，大量相关讨论出现在美国的科学和工程杂志上。例如，《科学美国人》刊登了历史学家Asa Briggs批评斯诺的“二元还原论”的长篇评论，《今日物理学》和《原子科学家通告》也讨论了斯诺的演讲。这使得斯诺在美国成为知名公共知识分子，他提出的问题也成为了流行的习语：“两种文化”。整个20世纪60年代，“两种文化”在美国成为某种通用“议题溶剂”，其下囊括各种各样的关心、焦虑和对策，很重要的原因是，“两种文化”提供了清晰的科学与人文二元文化对立之图景，很容易被普通人所理解，至今仍被广泛接受。

实际上，这些讨论是有关战后美国教育更广泛讨论的一部分。1945年，时任哈佛校长柯南特，主持了影响深远的“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研究项目，提出所有的学生都应该接受全面通识教育，这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开放性和弹性。该项目研究报告强调寻找人文学科和科学教育之间的课程平衡，避免斯诺提到的学科隔绝和过于专门化。

未来技术专家应更了解文化，这成为当时工程教育更为迫切的问题。工程师彼时还在为获得科学家一样的专业地位而奋斗，人们对工程师有着没文化、没思想的刻板成见。于是，一些人建议工程师要学习艺术。麻省理工学院的主事者设立了视觉艺术研究委员会，由艺术史教授和博物馆馆长领导。大家希望人文科学和艺术不仅是给工程披件“文化外衣”，而是可以通过增强工程师的创造性为实用目的服务。上世纪60年代末，美国学生反越战运动兴起，很多反战人士批评技术和工程具有破坏性，批评工程师是不考虑道德问题的技治主义者，只为大公司服务，在此背景下“技术专家人性化”问题变得更急迫。

“两种文化”争论也超出了学术界。彼时，在出版社、实验室、博物馆和画廊，出现了许多联合艺术家、科学家和工程师的项目，这要归功于这个年代的经济繁荣，公司愿意资助甚至鼓励科学家、工程师和艺术家进行深入交流。其中，最著名的是以纽约为基地的团体——“艺术和技术中的实验”，由工程师克吕尔和艺术家豪辛伯格共同创立。该团体联络工程师和艺术家，实施了一系列备受关注的艺术—技术项目，把不同专业文化的人们聚在一起，产生巨大的创造性。“艺术与技术”项目的支持者认为，相互介入能够帮助解决“两种文化”问题，或者至少是两种文化“休战”的开始。

50年前“艺术与技术”运动的目标，即创造性的合作，今天仍然为公司领导者和大学管理者所重视，因而致力于艺术、科学和技术交叉的社团、杂志和会议越来越多。2010年以来，美国教育领导者鼓励在传统科学、技术、工程教育框架中增加艺术和设计课程的努力，被称之为“从STEM到STEAM”。其中，A指的是艺术（art），S是科学（science），T是技术（technology），E是工程（engineering），M是数学（mathematics）。相比较而言，早期的合作努力由经济繁荣和乌托邦主义色彩明显的理想所推动，今天“从STEM到STEAM”的热情，更多是由更平凡的考虑和诉求所推动。在2008年到2009年的经济衰退中，上述努力减退，政客们批评诸如戏剧或历史学科过于奢侈，不能带来工作岗位。

同时，教育者和政策制定者仍一如既往地关心应怎么教育下一代技术人员，应该教给他们什么，一些教育专家又重提科学、工程课程要与艺术课程融合。而且，很多人指出，“技术性艺术”或“艺术化技术”是商业创新和商业利润的重要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STEAM的支持者有时显得更工具主义，而不是理想主义。

“两种文化”思想传到美国之后几年，《科学》发表过一篇短文，批驳斯诺的观点，作者是历史学教授拉佛。他认为，科学和人文之间的分裂没有斯诺想的那么大。在他所在的小小文科大学，不是两种而是“可能两百张”不同的文化，其中任何一种都可能被无情孤立而成为秘传学问。但是，它们的实践者都反对大学中的技治主义者，拥有学术自由、尊重证据等相同的价值观，都相信更多知识和相互理解是好事。

今天，流行放弃事实和获得真相的方法，可能导致灾难性的未来。如果斯诺今天还活着，他也许会鼓励科学、人文学者、工程师和艺术家共同努力，聚焦于大家均属于其中的“一种文化”。（刘永谋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