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珉琦 来源: 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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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的“假”故事要意义还是要真相?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门口移栽的“牛顿的苹果树”

■本报记者 胡珉琦

牛顿被苹果砸中脑袋,然后发现了万有引力;瓦特看到开水使壶盖跳动,发明了蒸汽机;富兰克林在雷雨天放风筝测试闪电;爱迪生痴迷做试验被人打聋耳朵,终成发明大王……

近年来,语文教科书选文出现了一系列争议,每到开学季,教科书上这些虚假的“科学家励志故事”都会成为网络议论的一个话题。这些故事被网友们无情地吐槽为简单粗暴的庸俗成功学。

语文教科书的选编客观上受到时代的局限,有时也表现出对所谓“经典故事”的将错就错。这其中还包含了对故事承载的意义与真相本身之间的取舍。

虚假故事也有历史渊源

那些在人们的脑海中早已根深蒂固的伟大科学家的故事,很多已经由科学史学家确凿的考据推翻了。那么,这些失实的故事是不是教科书编写者杜撰的呢?至少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要承认,它们是有“历史渊源”的。

在美国科学史学家罗纳德·纳伯斯和国际期刊《科学与教育》主编科斯塔·卡波拉契主编的科普著作《牛顿的苹果:关于科学的神话》里,26位世界顶级科学家经过大量一手资料的考据,列举了27个看上去像真的“科学神话”。

以“牛顿被苹果砸中脑袋”为例。20世纪70年代,伦敦《金融时报》一则广告这样赞誉牛顿:“在男学生的心目中,和落地的苹果永远联系在一起的那位英国物理学家,物理界因他而硕果累累。”由此可以看出,牛顿和苹果的故事早就已经成为了“世界经典”。

那么,这个故事究竟是怎样诞生的?它其实是源于18世纪牛顿的朋友威廉·斯蒂克利撰写的牛顿传记。真实的情况是,牛顿诉说自己曾坐在苹果树下沉思,这时候,一个苹果掉在地上,打断了他的思绪。而后来的一切,都是牛顿后人根据牛顿和斯蒂克利的这段对话“演绎”出来的。牛顿本人并没有在自己的任何文字中留下过苹果树的故事。

除此之外,诸如阿基米德在浴缸中喊“我发现了”,又或者瓦特童年时对开水壶的着迷,这些轶事大多都是由于他们的“名人光环”,经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加工,而在西方世界流传下来的。

按照罗纳德·纳伯斯和科斯塔·卡波拉契的解释,将科学的故事进行戏剧化处理,有时便成了科普传播中一种常用的手段。

真相还是意义?

中国的教科书为什么格外喜欢选用这类大人物年轻时候的故事,首都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论研究所所长石鸥在他的《教科书的记忆:1978-2018》一书中专门做过剖析。在他看来,大概因为用同年龄段的孩子来启发、引导小学生,更能够实现文学作品中的“共情”,觉得能更好地达到教化的目的。

“如何来用这些故事,还得一分为二地看待。”石鸥告诉《中国科学报》,如果已经经过考据、在学界已有共识的不真实的人物故事,绝不能出现在科学课的教科书中。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胡翌霖也表示:“我们首先应该承认,科学是求真的,这是科学精神最核心的内容。如果我们用一种不在乎真相、真理的态度来传播科学的内容,这在根本上就是相互矛盾的。”

但是,石鸥也提出了另一种思考,语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在材料的使用上是有明显差别的。

“语文教学文本,其实有主观的、艺术的、修饰的特色。而且,语文教育在客观上具有道德培养的任务。”石鸥说,对于低年龄段的孩子来说,他们需要借助一个明确而具体的故事,去感受美好的品德,并不是在科学教育的语境里去理解科学。

这样的愿望当然应该用更严谨、科学的手段来实现。可石鸥也坦言,有时候教科书编选者太想用这类故事激励孩子,而这些大人物又“表现得不够好”,没有在童年时期为今天的孩子们准备足够多的励志故事,于是,那些脍炙人口的“历史经典”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而且,实际上这些科学家的名人轶事并不仅仅在教科书上书写“传奇”。牛顿的苹果树在牛顿呆过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甚至还有麻省理工学院、日本名古屋大学都进行过移栽。不得不承认,无论经过了多少艺术加工,牛顿与苹果的故事已经成为了全世界激励人类想象力的一个范本,即便它有“将错就错”的嫌疑。

科学的曲解要不得

语文教科书选编的初心是美好的,但科学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则要较真得多。

胡翌霖的观点是,我们暂且不去苛责语文教学中这些所谓的“经典故事”的真实性,根本问题在于,这些故事本身所承载的意义、传达的价值观是有所偏差的,会造成人们对现代科学的曲解。

在他看来,这些虚构的科学故事往往存在一些固定套路:自然观察激发好奇心;科学发现需要灵机一动;科学的创造就要前无古人;伟大的科学家都是“无畏的斗士”;科学家生活贫寒,却能坚持艰苦奋斗。

罗纳德·纳伯斯和科斯塔·卡波拉契就指出,这些故事里的科学家大多研究的是自然历史或者自然哲学,而非如今所谓的科学。现代科学和“科学家们”曾经的工作存在非常大的差别。也就是说,这些“套路”在真实的科学世界里早就已经站不住脚了。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明很难再依靠对自然现象的直接把握,凭空创造出来了。” 胡翌霖表示,更多的科学家压根没有什么颠覆性的学说,他们只是在某些现成的研究框架下做着默默无闻的细微工作,比如改进一点点实验仪器,提高一点点数据精度等等。

在通往科学成就的路上,聪明和勤奋是必要的,可是这不能代表一切。物质条件已经成为了科学创造的重要保障。

此外,他还指出,事实上,即便是哥白尼、伽利略这些被打造成的孤军奋战同整个时代对抗的斗士,在当时,其实也恰恰是交际广泛且最顺应时代潮流的人。

他认为,现如今,科学精神更需要着重强调的是和谐、兼容。“科学家们在提出自己颠覆性的新学说之前,往往早已经融入了当时的科学家圈子。他们能够以同行所认同的语言进行交流,能够有效地阅读并利用前辈或同时代其他学者的工作成果,并且以最易取得广泛共识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学说。科学家总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这个‘巨人’并非某个特定的伟人,而是整个科学共同体不断积累的共识。”

这些事实,人们需要在乎吗?

至少罗纳德·纳伯斯和科斯塔·卡波拉契的回答是肯定的:“科学史上的神话传说阻碍了科学素养的提升,扭曲了科学过去和现在的样子,所以你不能不在乎。”

石鸥曾经说过,教科书这一独特文本的意义不仅仅是为我们再现其所处时代的知识现实,还是再现那个时代观看世界的方式与意识形态。

“一方面它受制于时代的局限性,一方面也要求它与时俱进。”石鸥表示,在可能的条件下,语文教科书选编的内容在科学性和真实性上也应该得到准确的论证,在相关领域科学家、科学史学家的审查把关下纠错、调整,从而保持教科书的权威性。

《中国科学报》 (2019-09-06 第5版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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