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谋

60年前，在“两种文化”的题目之下，斯诺指出，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分裂为相互隔阂甚至敌视的两个集团，一极是人文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尤其是物理学家。

实际上，当代智识领域的分化还不止于此。文化分裂的原点是知识分化，60年来，不同自然学科尤其是理科与工科之间的分化、文史哲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分化，也越来越明显。而在大学——现代知识体系之外，其他智识传统如宗教——神学传统、作家——艺术家传统、记者——新闻传统以及地方性知识，要求话语权的呼声越来越高，批评大学知识保守的声音越来越大。

斯诺假定，曾经有过一个所有知识和谐的时期。这不是事实。在人类的智识领域，从未出现过“大一统”。即使中世纪神学唯我独尊，各种劳作的工匠知识，以“七艺”为中心的希腊式智识传统，一直都存在和发展着。仅就现代自然科学传统而言，牛顿力学大兴之后，各门自然科学纷纷尝试向物理学靠拢，但从未达到严格意义上的知识一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维也纳学派发动过“统一科学运动”，但60年代之后就基本偃旗息鼓了。而且，运动的旗手如纽拉特、卡尔纳普等人，并不认为其他科学可以改造为物理学分支，而是主张学习和使用类似的物理语言。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生物学、信息科学、环境科学、系统论与复杂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等强势崛起，新兴学科不再争相向物理学靠拢，而是要走自己的新路，科学版图因而发生了重大改变，所谓“物理学帝国主义”崩溃。

知识分化是知识进化的必然过程，本身就是人类智识进步和社会分工的重要表征。但是，现时代显然步入了某种意义上知识冗余的时代。这是现代西方知识生产逻辑的必然后果，尤其是分科逻辑四处传播的结果，而这一过程自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出现之后不过400多年。

作为人类辅助生存或者指导生存的进化产物，知识的力量拐点正在到来，也就是说，知识带来的麻烦和产生的好处正进入相持阶段。此一相持导致更严重的知识冗余，平白增加了诸多解决知识冗余、应对知识问题的所谓新知识，可称之为“知识银屑病”。

我以为，知识生产于今有三种主流模式，即博学、实学和科学。它们源自西方知识生产的古代与现代转换之际，然后传播到世界各地，与非西方文化传统碰撞、结合和倾轧。

所谓博学，就是显示你知道得多，知人所不知，标志性的东西是密藏的文本（包括古代数学）、传男不传女的家学、冷僻的边角料。一句话，多即好。博学是古代遗风，尤其是神学博学家的遗风，后来成为所谓university（大学）的主流。哲学史、古典学研究就是典型博学。孔乙己问，你知道回字有几种写法吗？在今日所谓人文知识之中，此风尤在，大学中的文科教授多有此好。实际上，从基尔特（gild）行会开始的大学历来就是智识上的保守继承势力。西方最早的大学就是世俗化的神学院，长期借力教会以谋求生存。《巴黎圣母院》里可恶的教士克洛德就是博学人物的化身，他最大的特点和癖好就是钻书堆。粗略地说，博学的要点是建立鸽笼秩序，方法是分类和分级。

所谓实学，就是诉诸于知识造福人类福祉的辩护，将生活智慧、实践智慧和实用理性结合为某种学问。在古今更迭之际，欧洲出现了humanists（人文主义者）。今天的人们总忘记他们的真实形象，以为他应该是像今日之公共知识分子一般的存在。实际上，人文主义者多数干着城市官员、公证人、包税人和法官的营生，有时候兼着贵族的家庭教师，乃是欧洲早期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管理者，依附于他的庇护者。中世纪晚期兴起的欧洲城市，不依农村的暴力分封模式来治理，尤其因为城市治理的复杂性以及金钱而非实物的运转逻辑，就需要坚持实用理性的专门人员来帮助领主保障城市的运转。没有中国式统一国家文官制度，彼时欧洲的文官们实际是领主的附庸，人文主义者乃是其中一些以实用知识赞颂城市及其赞助者的智识者。他们的学问乃是治世之学，遗风在今天的社会科学尤其是与钱有关的学问中独树一帜。因此，实学的要点是操作。

科学不用多解释。要特别指出的是，科学诞生的实验基础并不来自大学和人文主义者，因为他们共有对实操的鄙视。实验传统乃是承自工匠——因此可以说现代科学有某种技术起源——包括今天的艺术家，彼时与工匠并不分家，典型比如著名的达芬奇，还包括今天的工程师，那时是效力于战争机器的工匠。在工匠的顶层，出现了对逻辑学、数学等原不为他们所拥有的所谓纯粹知识的倾慕，推动了现代实验传统的产生，因为彼时顶级工匠存在着跻身上流社会、与教授和官员阶层交流和融合的渠道。因此，现代科学兴起时的价值辩护主要是实用而不是真理，科学真理之说乃是后来兴起的修辞术。历史经验表明：以纯粹真理为名，难以走向真实的世界，而很可能成长为故纸堆中的钻研，譬如乾嘉汉学。

今日之学问，无疑是科学独大。尤其是搜索引擎和大数据出现之后，博学必然式微。实学主动向科学靠拢，是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因为实践智慧、传统习俗和人生经验总结，被证明在不断快速变化的当代社会中很不靠谱。博学、实学被贬低，老人不再被尊重，历史不再是被歌颂的东西。当然，这并不是需要叹惋的事情，知识灭绝在几千年的人类知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大规模的巫术神话知识、野外生存战斗博物知识、游吟诗人知识以及因为封闭而传承的诸多地方性知识，都曾大规模地灭绝，但进化的知识依然很好地完成了它的任务。

然而，知识分化导致生产和传播不同知识的人之间不友好的态度，这不是知识本性使然，而是人类本性使然。不同知识之间的斗争本质上是不同人群之间的竞争。以真理和知识为名的相互攻讦和蔑视，背后是不同知识分子集团的权力诉求。一部人类智识发展史，同时也是以智识为生的人群命运的跌宕起伏。在科学时代，科学家拥有最大的知识权力，令人羡慕和遭人嫉恨是难免的。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科学家越来越多，知识分子越来越多，教授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更容易出现对抗的情绪。

重点不在于科学家应该容忍其他智识分子的羡嫉，或者是否慷慨地分一些资源给他们，而在于：分裂和分化并不是完全负面的，也不可能完全消除，而且科学家一枝独秀既不是从来如此，也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更深刻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消除不同文化的争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本质上就是多样性和异质性的争论，这并不一定会影响社会和谐。文化的多元化是世界潮流。

无论如何，如果智识导致狭隘和傲慢，这与人类追求知识的目标是根本相悖的。提倡文理交融和通才教育，不能改变知识生产的分化规律，但是可以缓解狭隘和傲慢，让生活于真实世界之人具备健全的常识。如果钟情于知识新的综合，更看好横断科学或问题学式的跨学科整合，而不是过于张扬博学之旗帜，因为科学是、也应该是大学教育的基本面。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