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辉

斯诺反复强调，科学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甚至举出了特洛布里恩德群岛这样全世界都十分陌生的地名来说明自己的意思，他当然是对的。就像中南美洲的甘蔗种植园最终通过糖塑造了西方无产阶级的文化一样，科学是一个现代世界独有的认识和描述世界的手段。它的起源仍旧隐藏在现代社会开端的迷雾当中，但毫无疑问，科学已经成为和糖一样的塑造现代文化最强有力的因素之一。而且斯诺也发现，那个时代大部分的科学家都带有左翼思想，且出身低微，也就是来自靠糖过日子的阶层，这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巧合。

不太夸张地说，斯诺对人文学不接受科学作为一种现代文化颇多微词，他长篇大论的核心意旨即在于说明，人文学应接受并理解科学的意义，承认科学的力量，否则就会成为现代世界的一个消极力量。唯有科学才能解决现代世界最棘手的问题，即富国与穷国的差异带来的普遍危机。这种充满功利主义的想法虽然让人觉得不那么优美，却非常有力量。相比之下，人们更加津津乐道的核危机，以及科学发展带来的种种可预测和不可预测的问题，在斯诺看来没什么像样的价值。斯诺的演讲像极了一个对由科学所主导的黄金时代的神话学宣言，在这个黄金时代里，高效率运转的官僚制度和高度发达的科学主导了一切，而要达到这样一种科学主义的乌托邦，科学家首先要成为人文学者积极描述的人格样板。

不论科学如何在近代历史中发生并获得了支配地位，不可否认的是，它都是西欧特有的一种文化，而在两种文化的另一端，人文思想却几乎是世界性的。所以斯诺所描述的两种文化的张力，并非人类的普遍状况，即便在欧洲也是一个非常晚近才发生的问题。笔者在学习物理学的时候，导师是核物理专家，但他同时也教授一门中国文化通论课，虽然这样极端的例子不多，但在西方之外的地方，这也不算什么新鲜事。不论是斯诺还是韦伯，都将教养与教育的关系区分得过于清晰了，如其所是地认识世界和过一种反思的生活之间并不必然存在那么大的鸿沟。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分析，与其说是知识形态带来的，还不如说是作为一个高级官员在国家运行方面遭遇的困境，或者说是一种彻底而理想的官僚制对于志向不得伸展的愤懑的表达。

在我看来，人文知识分子不懂科学并不是什么太致命的问题，当然如果反科学就另当别论；一个物理学家也未必要懂四书五经，这就像一个祭司未必要同时是一个好会计一样，反之亦然。两者之所以会显得有点格格不入，是因为他们在争夺某种不可替代的东西。这对斯诺来说，无疑是控制官僚制度的主导精神价值。科学高度发展的现代世界当然有能力生产更多的食物，但在整个20世纪，世界的不均衡并没有真正得到缓解，斯诺已经注意到了人口问题和民族国家壁垒的提高带来的问题，而更加严重的问题是，也许就是因为生产太过成功和高效了，这个世界某些人剥夺另外一些人的能力提高了，民族国家带来的问题也似乎远比斯诺推测的更加严重。这些问题也许确实有一部分原因来自我们还过得不够科学。可是，如果我们终究就是这样一个无法彻底科学化的物种，也许对现代人的正确审视和反思才是科学与人文应该携手努力的方向。

在人的培养方面，斯诺对于高度专业化的教育持鲜明的批判态度，甚至强烈主张现代教育应该让人在年轻时多接受科学教育。这一点我是同意的，也亲身经历过，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人文知识是一种更加容易掌握的、不那么困难的知识种类，其间曲折一言难尽。一个发育成熟的社会，人文与科学都不必急着为自己辩护，更不必为了追求斯诺所主张的两种文化的对话而在教育方面刻意追求跨学科。多学科联合进行学术研究，在达尔文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这是现代学术思想发展的必然产物。在教育阶段过度强调跨学科，往往培养出来的并非想象中的通才。

人类社会的每一种形态都不是完美的，我们也注定不可能变得完美。每个社会都有某种程度的精神分裂症，人文与科学的张力，甚至可能还不是现代社会精神分裂最严重和激烈的形式。正视这种张力，并努力理解它带来的问题，远比在两极之间进行决绝的选择要谨慎得多。一个专注于生产的社会和一个专注于宗教或者武力的社会一样，都是漏洞百出的。科学已经取得了不朽的成绩，就像巫术曾经也取得了不朽的成绩一样，现代人要做的，是更加彻底地理解自己的历史处境和在自然中的位置，而不是把自己当作最成功的人类，我们给自己带来的麻烦还少吗？最近有人宣称人类纪已经到来，这似乎不是什么值得光荣的事，最多不过是表示我们的贪婪有点过头了。斯诺在讨论科学与人文之关系的时候，有着不可动摇的国家主义立场，这个立场是坚不可摧的吗？或者说，如果这个立场没有这么坚定，他所讨论的问题是否就有更多出路了呢？科学的使命不只是要喂饱那些穷国的平民，还要理解他们对世界的想象，给他们发出声音的机会，让他们在自己的意义上获得体面和尊严，这才是现代人面对古人应该去争取并真正能够获得的尊严。科学与人文善意的对话与合作不是体现在咖啡馆里能否对面而坐，亲切交谈，而是面对一个只有生产者的混乱世界，要各自承担自己的使命。现代人就是这样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也许理想的状态是在相互理解的前提下，人文的归人文，科学的归科学，如果暂时做不到或者永远做不到，也不必焦虑——斯诺抱怨在二战时期英国政府的决策机制不够科学，好在德国也差不多是一样的。

（作者系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