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英剑

“教授”一词是舶来品。按照其原初及其后来发展的定义来看，“教授”这一职位的职责包括教学（为本科生、研究生等开设课程）、从事学术研究、承担行政管理工作。他们应该是国内或国际的知名学者。

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是现代大学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赋予教师的责任与任务。对于这三者的关系，无数学者都做过众多论述。然而，不能不承认的是，科研是否应该成为大学教师的责任之一，在中国高校不时引起争议。高校教师的首要任务是教书育人，这是共识，但对于是否应该（包括要求大学教师）从事科研，在很多高校往往是争论不休，也难有定论。

关于大学教师所应承担的教学与科研双重责任，我发表过多篇文章。2017年，我和北京几位高校教师在《外语电化教学》第5期有一组笔谈教学与研究关系的文章，我的短文题目是《从教学相长到教研相长：当代大学教师的必由之路》，谈到了教学与科研的双重重要性；2018年7月10日，我在本专栏发表了《教学与科研，密切相关还是相互排斥》，其中谈到了大学教师为何要做科研，强调在重视教学的基础上，不能忘记高校教师从事科研的重要性。最近，因为媒体再度宣传没有科研成果的教师被提升为教授的典型案例，促使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当我们谈“教学”的时候，说的是英文的teaching，这无异议；但“科研”，其实我更想用英文中的research来表示。因为用中文的“科研”，好像就是科学研究，没有顾及人文学科的特点；而英文的research，就可以被定义既是科学研究，也是学术、理论研究和创新活动。那么，何谓“研究”？说白了，“研究”就是要产出学术成果（produce scholarship），而产出学术成果，是西方很多名校赋予新入职的“助理教授”的基本任务。因为考虑到语言的局限性，我在本文中就使用“科研”这个词汇了。

何谓“大学教授”？

在过去的文章中，我着重谈的是“大学教师”。但今天，我想把重点放在“大学教授”身上。为此，我想从何谓“大学教授”谈起。

“教授”（Professor）这个词是舶来品。它来自拉丁文，其意最早为艺术和科学领域的专家。现在是高校中最高的学术头衔。西方国家中，还有助理教授、副教授。虽然“教授”一词有时候也可以指所有在高校任教的老师，但这主要用在日常交流中，在高校与学术圈内，我们通常所说的“教授”，主要是指“正教授”（Full Professor）。

在西方高校中，教授的首要任务通常是在各自的学科领域从事创新性研究（original research）和为本科生、研究生等开设课程。当然，除此之外，还要带研究生，指导论文。在很多高校，教授还要承担一些行政管理工作，担任校长、院长、系主任、研究中心主任等，职位高低不一，但往往都要承担这样那样的责任。一般来说，教授要比其他职位低的人更多地面向大众，他们大都是各自领域的国内或国际的知名学者。

由上述简单的定位不难看到，“教授”职位的职责无外乎教学（为本科生、研究生等开设课程）；从事学术研究；承担行政管理工作。被称为“教授”的人，应该是国内外的知名学者。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方面的职责是兼而有之，而非可以有缺项。

在当下中国的高校，人们（包括教师与管理人员）对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存在着种种误解或者认识偏差。首先就是将教学与科研对立起来看待。很多人认为，在大学中，科研与研究生教育有关，而与本科生教育关系不大，或者不是直接关系，甚至有人以一些教授不愿上本科生课为由，证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大。但事实上，这种近乎是公认的说法在当代任何一所被称之为大学（university），或者虽然名称不是大学（university）而名为institute（比如MIT），但实际上无人否认是一所大学的高等院校中，几乎都是站不住脚的。就世界范围内而言，越是好大学或者顶尖大学，教师的科研能力越强，学校对教师科研的要求也越高。

我个人以为，对于不同类型的高校来说，可以对“教授”的职责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以满足自身和教师的需求，这没有错。比如我目前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就设置了“教学型教授”。在职务晋升时，着重评审其教学及其效果，但也对科研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当然，相对于“教学科研型教授”的科研指标来看，“教学型教授”的要求与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我个人以为，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有其合理性，也得到了大多数同事的赞同。

在一所大学中，可以不对助教、讲师甚至副教授做出科研要求，但对“教授”也如此，或许就值得商榷。当然，对于特殊人的特殊情况做出特殊处理，我完全赞同，像媒体上所宣传的几位好教师被评为副教授与教授，我也认为他们所在学校这样做是对的，我个人也很佩服他们。但就一般意义而言，如果对“教授”仅看重其“教学”，而不对其“科研”做出任何要求，哪怕是最低的要求，显然无法满足当今时代对高等教育的要求。

大学不再单纯是传播知识的场所

我曾经一再说过，当今是慕课时代，也是网络化的大学时代，仅以传播知识为目的的大学教学已经落伍了。因为对于今天的教学来说，单纯传授或者传播知识已经很难满足个人与教学现实的需要。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同于以往，这是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知识更新日新月异、媒体信息极速传播、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要求高于单纯知识传承的时代。如果单纯以传播知识为目的，那么，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大学基础课堂知识，都可以在网络上、图书馆以及各种书本上找到来源。可以说，教师作为知识拥有者（甚至对于某些独门绝技来说是独有者）和传播者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近年来，有若干高校奖励了几位讲课讲得好的教师，这些教师也因此被擢升为副教授或者教授。对于很多高校多年来所形成的教学为主型的教师职称评审困难，有这样的特殊政策，是现实需求所致，我也理解并赞同。但就今天的青年教师而言，这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在今天，估计无人真敢这么去等，等着到退休之后或者接近退休的年龄再被聘为副教授或者教授。

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值得一提。我们看到很多人在文章中或者在平时的交谈中，非常怀念民国时期很多学界名流的风采，称赞他们是一支粉笔、一个烟斗就走上讲台了。他们往往口吐莲花，语惊四座，深受大家欢迎。我也一再说过，不要再怀念这样的时代了。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今天的时代，第一要讲规范，如果没有教学大纲、没有教学说明、没有教学要求，是否还会有学校同意授课，还会有学生选课？讲求课堂规范，已经成为世界一流高校的通行做法。而且所有课程的教学大纲要全部上网，向学生和社会公开。第二要给教师个人魅力“祛魅”。近年来，“祛魅”（disenchantment）这个词很流行。所谓“个人魅力‘祛魅’”，就是要清醒、要醒悟，不要再对教师依靠个人魅力去吸引学生抱有幻想。我不是不承认教师个人魅力对于教学的重要性，而是说，现在的教师的个人魅力，要更多地体现在课堂本身的思想性、启发性与批评性上，比如像哈佛大学的桑德尔（Michael Sandel）那样，才是真的有魅力。第三，今天的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再也不能有教师课堂上满堂灌的现象存在了，学生不是机器，教师也不是机器，双方是要互动的。

教授为什么非要做科研？

那么，“教授”为什么一定要做科研呢？以教学为主型的高校，如普通的地方高校，“教授”甚至是所有序列的副教授、讲师乃至助教，都把重点放在教学上，而不对他们的科研做出要求，是否可以呢？我个人以为，从世界范围内的角度看，这难以行得通。

首先，重视科研，是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的大势所趋。“教授”作为高校最高学术级别的学者，应该当仁不让。即便是在美国，即便是以教学为主型的文理学院，也都越来越重视教师的科研能力及其成果发表。

2014年5月，美国大学教授协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的刊物《学苑》（Academe）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该研究结果表明，科研和教师的科研成果发表，在教师评估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即便是在文理学院也不例外。在文理学院各项评估指标中，2000年，科研占比为40.5%，论文发表率为30.6%，到2010年，这两个指数分别升至51.8%和39.6%。这一研究来自对美国410所四年制文理学院校长的采访，研究者的目的是为了考察十几年来教学评估在实践当中的变化，将2000年以来的类似数据进行对比之后，得出了上述结论。

这些研究者之所以选择四年制文理学院，是因为这些高校一般都以教学为中心，而重视研究与发表论文则是那些研究型大学的强项。但结果表明，尽管所有校长都认为课堂教学依旧是考查教师能力的第一要素，但科研对于一位教师是否能够成为长聘教师起着关键性作用。

其次，上述研究认为，教师科研水平的提高，与提高学校的知名度，获得更多社会支持，有着必然联系。在很多大学校长看来，教师要在学术界保持高能见度，即受学术界的关注程度要高，这就是今天的游戏规则。

再次，科研促进教学，既有利于教师的创新性教学，也有利于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一些国外大学提出，科研能够使教授成为一名更好的教师。有人提出，时代瞬息万变，唯有那些从事学术研究的教师才有能力获得并与学生交流最新的知识。就教师而言，唯有研究型教师，才能更好地选取讲课内容，才知道选取什么样的重要话题与概念，也才能够以更适当的方式把知识传播给学生。

当今时代，很多国外高校认为，教师进行学术研究，对学生富有吸引力。学生参与科研或者学术研究，已经成为国外很多大学本科生教育的常态，既是吸引学生入学的一种手段，也是学校所推崇的一种新的教育模式，很多大学因此赢得了良好的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