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淑琼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21世纪以来，美国州立大学采取了一系列策略来改革与发展其通识教育。这些策略包括制定“跨文化、科学素养、道德的生活”等明确的通识教育培养目标；通过部分、分阶段和整体等方式整合通识教育课程资源；基于课程、项目、研究等途径加强“体验式”的通识教育学习方式；采用基于证据的电子档案袋评估、基于数据的综合评估和基于本科教育的融合评估等加强对通识教育质量的评估。由此可见，通识教育在本科教育中的地位日益重要，采取综合与多元的改革取向、展开专门的质量评估并出具质量报告等是其重要的发展趋向。

——《21世纪美国州立大学通识教育发展趋向研究》，载《比较教育研究》，2019年06期

李石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应得原则”是社会中各行各业普遍适用的社会分配原则。其分配的依据是：各行业的资深从业人员依据该行业的发展目标，制定出判断相关资源竞争者之“表现”（包括“能力”“品质”“业绩”“成就”，等等）的标准，越符合该行业发展目标的“表现”将获得越多的资源（包括财富、荣誉和各种机会）。这一分配原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可能混入“运气”“社会境况”“自然禀赋”等不公平的因素。为最大限度地去除“应得原则”的各种不公平的因素，一方面，在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领域要严格依照“按需分配”原则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另一方面，要防止教育、医疗等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同时，“应得原则”的公平应用还有赖于各专业领域从业人员坚守职业道德，抵御“金钱”“权力”和“裙带关系”等因素对社会分配的不良影响。

——《“应得原则”与社会公正》，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02期

程民生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宋代僧道队伍中因为有诸多士人、举人乃至官员，其文化水平得以提升。法律规定，为僧道者须通过官方主持的严格的文化考试，出家后仍需终身钻研佛学、道学以及其他学问，这是修行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官方也加强对寺观僧道文化水平的监控，晋升僧官通常以考核的形式进行。这使宋代僧道整体文化水平不同以往，在宗教领域做出了不同凡响的历史贡献，显示出宋代佛道界上层高深的文化水平。此外，他们积极入世，以其博学多才在科技、文艺等方面均有成就，在文化史上颇多贡献。在北宋末期，有文化的僧道约六十万人，实为一个庞大的知识阶层。可以说僧道文化是与士大夫文化并列的两大文化及思想高地。

——《论宋代僧道的文化水平》，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03期

陶东风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本文通过回应贺玉高的《国民性论争与当代知识界的二元对立思维》一文，并结合对刘禾的国民性话语批判的再批判，阐发了对国民性论争的最新看法。首先，本文回应了贺玉高关于刘禾没有批评鲁迅的说法，指出刘禾反复强调传教士国民性话语对鲁迅的支配性影响，甚至断言鲁迅笔下的阿Q“一字不改地演出了”传教士书写的国民性“剧本”，本身就是对鲁迅艺术创造性的彻底否定。其次，文章反驳了刘禾关于追随鲁迅批评国民性的批评家们充当了国民劣根性看客的观点，指出阿Q是鲁迅塑造的艺术形象，不等于现实中或幻灯片中盲目的看客。第三，文章重点批驳了刘禾和贺玉高关于鲁迅对国民性话语进行了成功颠覆的观点，指出由于刘禾把西方国民性话语对鲁迅的支配性影响强调到了极端程度，因此完全否定了鲁迅对国民性话语超越的可能性，同时她把超越的原因归之于叙事人的识字能力也十分荒谬。第四，文章质疑了刘禾所秉持的极端后现代主义立场和知识论虚无主义，指出刘禾文章不是充满“张力”而是充满矛盾。最后，文章对贺玉高关于中国启蒙知识分子二元对立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指出：在没有澄清“启蒙主义”“殖民主义”等概念情况下，贺玉高没有也不可能告诉我们启蒙和殖民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使得他对启蒙的批评变得无的放矢。

——《鲁迅颠覆了国民性话语么?》，载《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