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思玮 来源: 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9-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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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一笔青光眼人群筛查的经济账

梁远波正在为患者做检查

 

■本报记者 张思玮

作为排在全球首位的不可逆性致盲眼病,青光眼防治一直是世界范围内重要眼科公共卫生问题之一。为此,世界各国的眼科专家们尝试用各种手段,试图探寻出一条青光眼筛查的有效路径。

近日,一项由温州医科大学青光眼研究所梁远波教授团队进行的有关青光眼筛查研究显示,在中国开展青光眼人群筛查具有很好的成本效益比,相关论文已发表于《柳叶刀—全球健康》。

“如果这项研究的建议被证明是可行的,那么它将极大地改变目前中国乃至其他欠发达地区的青光眼筛查实践。”澳大利亚眼科研究中心教授何明光撰文评论道,该项目在中国实施以人群为基础的闭角型青光眼和开角型青光眼联合筛查,具备较好的成本效益比;同时也提示,在不同经济环境下,实施国家层面干预措施时应考虑到社会经济和人口学的差异性。

存在地区种族差异

“青光眼发病原因相对复杂,按照病因可分原发性青光眼、继发性青光眼和发育性青光眼。”梁远波告诉《中国科学报》,原发性青光眼是指目前病因尚未完全阐明、病理机制尚不清楚的一类青光眼,分为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和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目前其致病机制假说主要包括机械压力学说、血管与血流动力学说和跨筛板压力差学说。

继发性青光眼则是指由眼部或全身疾病等引起的有明确病因的一类青光眼,包括激素性青光眼、晶体源性青光眼、眼球钝挫伤引起的青光眼等;发育性青光眼主要指眼球在胚胎期和发育期内房角结构发育异常所导致的一类青光眼,可以分为婴幼儿型青光眼、青少年型青光眼和伴有其他先天异常的青光眼。

根据我国2000年以后采用国际地域性及眼科流行病学协会(ISGEO)分类体系的青光眼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40岁以上人群青光眼的总患病率为1.9%~3.6%;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的患病率为0.7%~1.6%;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的患病率为0.7%~2.6%。

“此外,不同种族和地区之间的青光眼患病率存在显著差异。”梁远波表示,亚洲是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患病率最高的地区(1.09%),其次是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0.85%)和非洲(0.60%)。非洲的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患病率全球最高(4.20%),其次是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3.65%)和北美洲(3.29%),亚洲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患病率为2.31%。

闭角型青光眼人群在我国更多

“但一般我们更习惯将青光眼常规划分为开角型青光眼和闭角型青光眼两类。”梁远波解释,两者的不同之处主要是房水外流阻力部位,开角型青光眼整个发病过程房角始终处于开放状态,房水外流阻力主要位于小梁网及其后部结构,而闭角型青光眼房水流出阻力主要位于小梁网之前。

目前,开角型青光眼治疗的主要原则是降低眼压。而闭角型青光眼治疗原则包括重新开放房角关闭,降低眼压,主要治疗手段包括药物、激光和手术治疗。

据梁远波介绍,欧洲、美国等地区以开角型青光眼为主,治疗以降眼压药物或选择性激光小梁成形术控制眼压,当药物及激光控制不良时则实施滤过性手术治疗。这一点,我国与国外治疗原则相近。

“但是,我国临床青光眼病人是以闭角型青光眼为主。对于早期的闭角型青光眼,实施激光或手术方式行周边虹膜切开或切除术,眼压高的患者配合降眼压药物治疗,当药物控制不良时患者采取滤过性手术,存在白内障指征的青光眼患者可加行白内障摘除术。”梁远波说。

其实,2012年7月,原卫生部、中国残联印发的全国防盲治盲规划(2012-2015年)就曾提出,提高青光眼等眼病的早诊早治能力,开展相关健康教育,大力推动早期筛查与早期治疗。

联合筛查有较好成本效益比

之前,欧美、日本等国家认为针对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开展大规模人群筛查的成本高而收益低,因而他们的观点是针对高危人群实施青光眼筛查,或者开展机会性筛查更为经济。

那么,我国进行青光眼筛查是否具有较好的成本效益比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梁远波团队基于温州青光眼社区筛查的资料及经验,运用马尔科夫决策模型对中国青光眼筛查进行了系统的卫生经济学评价。

研究结果显示:在中国,采用闭角型青光眼的筛查方案筛查1位居民的成本为17.1元,采用开角型青光眼的筛查方案筛查1位居民的成本为21.7元,在医院进行系统眼科检查需要花费107.9元;在农村,若实施闭角型青光眼筛查,每挽回一个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所增加的费用为1969.1元,每挽回一个盲年(即在盲目状态下的生存年数)所增加的费用为4549.3元;若实施闭角和开角型青光眼联合筛查,每筛查10万人能挽回246个盲年,每挽回一个质量调整生命年所增加的费用为3863.5元,每挽回一个盲年所增加的费用为8691.2元;在城市实施闭角和开角型青光眼的联合筛查,能获得更大的效益,即每筛查10万人能挽回1325个盲年。

世界卫生组织所推荐的适宜性卫生干预措施,其成本应不高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倍。“而在我国实施闭角和开角型青光眼联合筛查的成本远低于这一标准,这表明我国实施以人群为基础的闭角型青光眼和开角型青光眼联合筛查具备较好的成本效益比。”梁远波说。

采访中,《中国科学报》记者了解到,在此次研究过程中,该团队遇到的主要困难是进行宏观卫生经济学的分析,需要大量的关于青光眼自然病程的研究,获得疾病不同阶段的转化率、青光眼筛查的实际发生成本和筛查效率,而国内相关的数据比较缺乏,很多数据需要获得已发表论文的原始数据,还需要多学科团队的合作参与。

“我们自2014年以来开展的温州‘踏青’行动,历经两年,开展了3万多人的筛查,为本研究提供了大量的一手数据。昆明医科大学钟华教授等眼科同仁也分享了他们未发表的研究数据,让本研究能更顺利进行。”梁远波说,他们在卫生经济分析上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学院的唐建军进行深度合作,使得该研究分析方法更加严谨,并进行了严格的敏感性分析,让结论充分、可靠。

“这项研究是国内首个大规模的青光眼社区筛查研究,为政府的眼病防治规划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同时打破了国外对于青光眼筛查不适宜在社区大规模开展的定论,未来能够让数以万计的早期青光眼患者获益,是值得肯定和推广的,希望能够纳入国家的疾病筛查体系中。”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同仁医院原院长王宁利告诉《中国科学报》,未来该研究可考虑开展基于社区人群的随机对照试验,为青光眼筛查政策的制定提供更有力的证据。

梁远波期望,随着科技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人工智能和5G技术的进步,青光眼筛查能进入新的阶段。

相关论文信息:https://doi.org/10.1016/S2214-109X(19)30201-3

《中国科学报》 (2019-07-15 第5版 医药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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