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响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评《新中国与新科学：高分子科学在现代中国的建立》

《新中国与新科学：高分子科学在现代中国的建立》，张藜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

大概受教育背景影响，惯于以编史学之名沉浸在各种“视角转换、编史理念”等高大上的论述中，仿佛颠覆传统成了历史研究最大的乐趣。《新中国与新科学：高分子科学在现代中国的建立》（以下简称《新中国与新科学》）读下来，想到的是历史研究在深邃思考之余，本质上不易却又简单：掌握背景，提出问题，梳理史料，得出结论。具体到这本书则是：掌握建国初期国家背景，提出高分子科学建制化的历史必然性，从机构建立、国家政策、高等教育、科学家角色等几个层面描述高分子科学的国家化，并以此为案例对科技、政策与社会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与总结，即以高分子学科之史为中国科学事业之鉴。

从故事的讲述方式看，以学科建制化、专业化为主线的描述，充分体现了建国初期大环境对高分子学科建设的影响，同时也用比较浓重的笔墨描绘了科学对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的切实作用。

书还没放下，脑子里已经蹦出了默顿的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把纯粹的科学扔进某一时期的大千世界，默顿的清教与《新中国与新科学》的作者张藜的国家化正是投掷的轨道。当然，把科学当作事业、建制还是生产力都无可厚非，但是作为思想和作为工具的科学分别是什么？工具与文化是科学的一体两面吗？这些可能并不该在科学史学科内讨论的问题，恰恰是默顿书写科学社会史的某种局限，也是科学史研究可以透过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看到的一缕曙光。

被开篇的一句“国计民生的重要性”触动了某根神经，对科学的社会角色的思考一直停不下来。通过科技加速经济发展以解决建国初期的贫穷，显然是改善国计民生的最佳途径。然而在吃饱穿暖之前，有必要考虑文化的重要性吗？作为个体，只有极少数人会饿着肚子去追寻精神食粮；但立足国家层面，对科学文化建设的考虑却很难这样“理所应当”地排序。如果国家任务导向的科研体制在今天已经利弊凸显，那么对科学自身属性的选择也别无二致：在当代科学越发成为小至个人生活、大至民族发展中重要组成部分的背景下，科学的建制化总要同时面对工具之国计、文化之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