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天琪 来源: 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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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广祥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

广告作为当代最活跃的传播方式之一,是反映文化演变的直接体裁。新媒介的发展、消费模式的演变,都会极大地影响广告形态的变化,进而影响传播文化的基质。有关新媒介影响下广告变化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具体操作技巧,忽略了广告体裁演变这一更为深层的维度。从符号学的角度分析,新媒介语境下广告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出现了“泛广告化”。当前,泛广告化既表现在剧情广告、原生广告等新形态的大量涌现,也表现为植入广告、冠名赞助等传统泛广告形式的规模壮大。广告从新闻等信息类型中独立出来,成为独具风格的标出项,并形成其文本意向性。而泛广告化则让广告从传播活动标出项翻转为非标出项,成为信息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广告文本的意向性融合了新闻、MTV、微博等文本的意向性,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由此弥合了接收者想要接收的文本和强行植入的广告之间的分歧,推动了当代广告传播的全面演化。

——《论“泛广告化”传播的符号学机制》,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03期

李春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中国新生代,是深受重大社会历史变迁影响又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代”。高速经济增长、独生子女政策、教育扩张、互联网兴起、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交织于他们的个体生命历程中,在他们成长的每个阶段影响着他们的生存机遇,形塑了他们的代际特征,凸显了他们与前辈群体的代际差异。但与此同时,新生代的代际共性未能突破社会结构的制约,代际认同也没能消解代际内部的社会经济差异。相反,市场化推进导致的社会分化强化了阶层地位代际传递效应,“二代”现象也成为新生代无法回避的代际面貌之一。当今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时代,青年的发展也迈入了新时期,均衡发展是新生代在新时代面临的新挑战。

——《改革开放的孩子们:中国新生代与中国发展新时代》,载《社会学研究》,2019年03期

穆随心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副教授

从“契约社会”到新的“身份社会”的时代变迁,引发了倾斜性地保护劳动者的历史性诉求。现代西方法学学派认为,劳动法“倾斜保护原则”符合实质正义原则。在马克思正义理论看来,该原则不过是自由主义正义观的自我修正与调适,其“底线”是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质的规定性,因而难以逃脱其固有的“资本意识形态藩篱”,无法从根本上体现社会生活的整体性价值逻辑,其结果必然是无法通达劳动者“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终极追求目标。劳动法“倾斜保护原则”正义价值的真实践行与超越,是基于追求自由自觉的劳动及劳动者本位的马克思“劳动者正义”观的证成、实现;是在真实改变社会现实、谋求社会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中,确立“劳动者利益本位”的历史生成性价值实践运动。

——《劳动法“倾斜保护原则”正义价值探寻——以马克思正义理论为视阈》,载《文史哲》,2019年03期

高源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研究员

在20世纪海外汉学的译介与传播中,明清文学典籍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并在欧美世界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然而,关于斯堪的纳维亚世界的传译情况却较少有中文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究其缘由,北欧五国各自独立的语言系统及其根植于奥古斯丁—路德宗教传统的社会生活形态与汉语语境迥然不同。面对深刻的文化隔阂,如何将中国古典文学著作转换为当地喜闻乐见的文本形式并进行有效传播,则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切入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芬兰、瑞典、丹麦、挪威、冰岛)语境来考察明清古典文学的译介形态、发展脉络、基本特质及其传播模式,进而透过文本形式的分析来深入探讨其背后不同哲学思维与信仰价值的互动,将有助于了解中国古典文学在北欧的译介规律和传播动态。

——《明清古典文学在北欧的译介与传播——兼论汉学诠释中哲学精神对传译策略和风格的影响》,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03期

栏目主持:韩天琪

《中国科学报》 (2019-06-19 第3版 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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