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端鸿

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不久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了2018年我国高校增列和撤销的学位授权点名单。此次学位点动态调整共有29个省份的182所高校或单位撤销了489个学位点，跟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59个。同时，共有28个省份的147所高校或单位增列了218个学位点，跟去年基本持平。近三年来，全国各地高校的学位点持续动态调整，学位点的增列与调整已经成为一项常态化工作。

由于高校撤销学位点的数量远远多于增列的学位点数量，且呈现较为明显的增长态势，很多人会惊讶于为什么那么多高校要主动放弃原本是“香饽饽”的学位点。须知多年来高校始终对新增学位点充满积极性，有些院系同时在建好几个学位点，在学术资源配置上显得捉襟见肘。有些学科本身只有数量很少的学者，却从校内外整合力量，勉强申报新增学位点。学位点获批后，往往只能依靠少量学者勉强维持，人才培养条件和质量都得不到保证，毕业生也经受不住人才市场的考验，却又因利益或者感情因素而苦苦维持。也有不少学科虽然原来发展基础比较好，但因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或建设管理不善衰落了。在缺少外部监督机制的情况下，高校和院系一般都选择维持原有的学位点布局。这就使得不少高校的学位点设置处于“虚胖”的状态，办学资源也被摊薄了。学位点动态调整彻底改变了这种尴尬的局面。

笔者认为，高校主动撤销学位点的第一个原因，是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导向，逐渐引导高校运用学科调整自主权不断完善自身的学科体系。首先，高校在办学理念上从过去追求“大而全”，向追求特色和优势转变了。第二，高校学科建设更加立足于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选择及时淘汰不能适应发展需要的学科。第三，高校学科建设越来越成为高校常态化的战略工作。《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颁布以来，不少高校已经逐步确立主动开展学科建设的理念，不断完善学科体系，不断优化学科生态，扭转了过去因利益纠葛或被动无为而导致的学科建设滞后局面。无论是撤销还是新增，本身都是高校学科建设主动作为的表现，内因是主要原因。

高校撤销学位点的第二个原因是制度约束。根据2014年出台的《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获得学位授权满6年的学术学位授权点和专业学位授权点，每6年须进行合格评估；新增学位授权点获得学位授权满3年须接受专项合格评估。如果评估不合格，学位点将会被撤销。不少高校在面临老学科发展“凋零”或者新学科发展不力的情况下，往往会选择提前主动撤销，避免合格评估或者专项评估通不过的严重后果。主动撤优于被动撤。这项政策在约束高校不断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方面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高校撤销学位点的第三个原因是第三方评估约束。今年刚好面临“双一流”中期评估和学位中心第五轮学科评估的时间窗口。部分“双一流”高校具有很强的学科冲A动机，同时也对“砍”去部分弱势学科、压缩C档学科的规模有所规划。有些高校认为，只有提前撤点才能提前“布局”，从而避免接下来在评估中处于不利的位置，相关师资、成果等资源则可配置到其他相关学科，改进相关学科的评估结果。但现实当中，因为这个原因而调整学科的高校面并不是很宽，此类学位点所占比重也比较小。除了少数“塔尖”高校，很少有高校能够建设以A档为主的学科体系。对于为数众多的高校而言，大部分在建学科可能都是处于C档的。在他们看来，学位点本身都是稀缺的，根本不舍得“砍”。评估本身自然会给高校和学科带来压力，但是对于许多学科而言，虽然评估结果不佳，但其实只是跟强者相比的弱势，相关学科在本地区、本学校可能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评估对他们来说不应该成为调整的风向标，其诊断功能更强。

学位点动态调整、学位点专项评估与合格评估和学科水平评估是三个彼此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政策工具，组合起来使用有助于构建更加有效的高校学位点管理体系。学位点调整的本质是给高校放权，学位点专项评估与合格评估的本质属于行政性的事中事后监管，学科水平评估的本质则是通过第三方评估对高校进行社会监督。只有放权、事中事后监管和社会第三方监督三者结合起来，高校自主办学、政府严格监管、社会有效监督，才能实现高校学位点的有效管理和治理。

对高校来说，应当充分理解这种政策组合真正的意义在于给高校放权的同时也创造了必要的约束机制。高校的应对策略不应该是功利性地“砍”学科，或者将部分学科隐藏起来不参评，而应当主动作为，担当责任，从大学和学科的良性发展出发运用动态调整权力。同时，学位授予权是一种国家授予高校的公共权力，学位点是一种公共资源，其运行和管理情况如何，理应受到政府的行政监督和第三方的社会监督，高校应当主动、诚恳地接受政府和社会第三方组织的各项评估，及时向全社会公开学科发展的基本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