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力危机：重塑科学以释放潜能》，[美]罗伯塔·乃斯著，赵军等译，高福等校审，科学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

■本报记者 李芸

4年前，中科院院士高福读到了美国医学科学院院士、德克萨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罗伯塔·乃斯的一本著作The creativity crisis：reinventing science to unleash possibility。读了几章后，他爱不释手，“这本美国人对他们国家科技体制、机制反思的书，对中国也格外有意义，我们可以在取其‘精华’的同时去其‘糟粕’”。于是，高福带领长期从事科技管理工作的赵军等人，在取得作者同意后，推进该书的引进翻译工作。

整个翻译过程历时4年，日前，《创造力危机：重塑科学以释放潜能》（以下简称《创造力危机》在国内面世，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必须坚持的谨慎”与“不受约束的创造”

《创造力危机》是一本探讨如何保持科学研究的“谨慎”与“创造”之间的平衡，进而释放科技界的颠覆性创新潜能、重构科学生态系统的著作。

何谓“谨慎”？何谓“创造”？

作者乃斯认为，“创造”意味着漫长而艰难的探索，是从0到1的突破，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结果其实往往难以预料。在过去，我们常常热衷于1+N的技术应用和提升，其实这不是创造，而是技术的集成。

在具体实践中，创新常常被定义为“有使用价值的创造”，所谓“有使用价值”就是“谨慎”。“谨慎当然是必须的，因为能保证对事物的实用性，但也会令人保守甚至让人坚决反对一切可能带来的损失和伤害的事情。”高福说。

乃斯对当今科学发展的判断是，科技界在开展科学活动时过于谨小慎微，虽然科学的变革性和创新潜力是空前的，但无法将这些潜力转变为现实。这就造成了一个现实——现今科技进步速度在放缓，颠覆性科技变革十分欠缺。

“我们常常感到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但是，扪心自问，这些可以与当年爱因斯坦、弗洛伊德、马可尼和爱迪生等人所取得的震撼世界的进步同日而语吗？”“科技界一直在‘同一盏陈旧的灯下’寻找答案”……乃斯在书中犀利直白地“指责”科学停滞不前，而这正是乃斯写作《创造力危机》的动机。

在乃斯看来，创造要摆脱过于谨慎的桎梏，从失衡转向平衡，科学才能迸发生命力。

高福认为，创造与谨慎在平衡状态中应该是“不受约束的创造”和“必须坚持的谨慎”。“不受约束的创造”是说科学研究需要减少甚至消除没有必要的约束，才能实现最大的创造力。“必须坚持的谨慎”，则是指跟伦理有关的谨慎。赵军则解释说：“不能突破科学伦理底线的谨慎是必须坚持的，在创造中我们一定要区分开‘敢为天下先’和‘冒天下之大不韪’。”

“感谢你说出了我们都知道的事情”

身为科研人员中的一员，同时也从事科研管理工作，在写作这本充满对科学的“指责”之书时，乃斯十分焦虑，她担心同行的反应。2012年，乃斯接到美国医院协会（AAMC）一次报告邀请，她决定进行一次试水，把她书中的观点——当下科研失衡的问题讲出来。演讲结束，一位参会人员走到麦克风前评论道：“感谢你说出了我们都知道的事情，皇帝的身上没有衣服。”

是的，《创造力危机》指出的创造力羁绊——基础研究投资紧缩、“赢者通吃”带来的独立作战、小集团思维、烦琐的限制和监管等是美国乃至全球科学界共同面对的问题。

在该书中，乃斯分别从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3个领域分析创造与谨慎二者的失衡。譬如在经济学领域，乃斯提到了3类科研主体在经济压力下对创造力的羁绊：以社会（政府）为代表的“谨慎”一方，在资助了30%的研发和超过半数的基础研究的同时，也把科学家和他们的工作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以大学等研究机构为代表的组织机构，在用科学研究塑造了其品牌价值、形成良性循环以后，其所获得的财力和声望能否驱动创造力的革命性创新仍不得而知；以科学家为代表的个人，是否因求知欲而从事科学研究，而不是迫于生计或追求安逸与金钱，也对创造力的实现影响甚大。社会中有各种激发创造的因素，包括增强国防、提升国家竞争力和拉升刺激经济等，但是，对于政府、社会和科研机构而言，财务预算的有限性和关注短期的成功使得科学研究不得不趋于谨慎，造成了对强调颠覆性创造力的不足。

乃斯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医学博士、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硕士，又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匹兹堡大学工作并任终身教授和院长职务。丰富的履历使得她在阐述科技界的问题时，运用了大量的实施、案例、研究结论，包括贝尔实验室、谷歌公司以及抗癌斗士西德尼·法伯等等诸多故事。

仍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

《创造力危机》是一本任何对科学和创新稍感兴趣的人都值得花一点时间认真读读的书，虽然是针对美国科技的问题，但对中国十分适用。这也是高福看重这本书的原因。

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创业创造”的重要性一再被强调，高福说：“从‘双创’到‘三创’，我的理解是体现了我们已经从侧重理念的创新、重在实践的创业，上升到了要强调精神的创造阶段。”

高福认为，“在世界科技竞争的大格局中，中国不仅遇到了‘卡脖子’问题，而全球科技界，包括中国在内还共同面临着‘卡脑子’的问题。‘卡脑子’就意味着颠覆性科技变革的欠缺。”

如何破解这一问题，引发人们对创造的思考？乃斯在书中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并提出了一些对策。但《创造力危机》并没有给出全部答案，或者说答案仍在探索中。

“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说，这本书不是咨询报告，也不是针对中国而写的，中国的答案需要中国的科学家、科技管理者、科技政策研究者等一起来探寻。这也是我们将此书引进到中国的原因，希望引起更多人的思考和解答。”高福说。

高福提到自己的思考，他认为对于中国而言，要破除科学研究趋于谨慎的局面，社会、科研机构以及科学家个人要在促进颠覆性创造中共同发挥作用。“这包括广泛地提供和挖掘经费资源，建立透明的优先资助规则，以及为真正有天赋的科学家从事颠覆性研究提供充分空间。鼓励科学家在获得认可或荣誉后重新出发的‘清零’思想，因为获得了足够声誉并有相当影响力的科学家往往容易固步自封、不愿去‘创造’新思想、开拓新领域。此外，还要聚焦社会最为关切的研究问题，从总体上营造出一种既鼓励自由探索，同时又高度包容科研失败的良好环境。”

“我国的科研工作者在科研选题时，要大胆地选择0到1的世界难题，更要时刻关注国家、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卡脖子’问题，更要时刻牢记科技工作者应该遵守的道德与伦理底线，在创造与谨慎之间搞好平衡，坚持问题与需求导向，不忘初心，牢记目标，持之以恒，做好工作，让科技真正服务社会、服务人民。”高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