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慕明在首届中国科学文化论坛做主旨报告

■本报记者 胡珉琦

从科学史的视角来看，这些在科学研究中扭曲行为的流行，以及科学文化对此采取的纵容态度，正威胁着传统的科学精神，正在阻碍科学的进步。并且，始终未有改变。

“我们的科学文化出了问题，学术风气出了问题，但很多人仍不以为然。”中科院院士、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不久前，在中国科协—北京大学科学文化研究院、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和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科学文化论坛上，蒲慕明进行了一场“从学术共同体看中国当代科学文化建设”的主旨报告。科研诚信是科学文化的重点，过去十年，他一直致力于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关注和科研伦理教育的传播。这一次，他又重申了对这个重要问题的看法。

模糊的灰色地带

对于不诚信行为的定义，全世界是有基本共识的。2000 年美国颁布了《关于科研不端行为的联邦政策》，明确了科研不端行为仅限于FFP，即伪造（Fabrication）、不忠实（Falsification）和剽窃（Plagiarism），并规定了这些行为的判断标准。

伪造、剽窃这类明显的违规违法行为，后果很严重，虽时有曝光，但发生的概率并不是很高。这些年，蒲慕明一直在关注并强调的是那些被称之为“灰色地带”的不端行为，他认为，那才是科研失信最泛滥的地方。

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科学记者威廉·布劳德和尼古拉斯·韦德撰写了《背叛真理的人们——科学殿堂中的弄虚作假》一书中，揭露了科学史上许多杰出人物在科研活动中存在的数据造假，直到今天，它还是讨论科研诚信时的范例。

罗伯特·密立根通过油滴实验来测定基本电荷的数值，是现代实验物理学中极为重要的一幕，他因此获得了192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可事后，这项实验引起了巨大争议。经科学史学家追溯，密立根被发现，所使用的看似完美的实验数据，其实是从大量观测中挑选出的更符合事先假设的数据，他隐瞒了实验的完整过程。尽管他得到的结论后来被科学界证明是正确的。这就是蒲慕明所说的，典型的灰色地带的不忠实行为——操纵数据。

“做任何实验，得到的数据结果都常常不是科研人员想要的，是否可以给自己一个理由，数据是不合适的，就忽略不计？实验数据是否可以选择？选择有怎样的标准？其实，没有哪一个实验从一开始就能得到漂亮的结果，只有实验技术不断提高、实验数据逐渐变得可靠后，这样的结果才会出现。那么在此之前，在怎样的情况下该怎样处理自己的实验结果？”

在蒲慕明看来，所谓灰色地带，意味着它不是非黑即白，它的界定存在很大的模糊性，不同的科研人员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在这些问题上的行为规范就不容易被认定。

再比如，他提到灰色地带的剽窃。国际上普遍存在的就是偷窃别人的想法、方法、结果或重复别人未发表的实验或结果，当作自己的成果发表。这种剽窃非常难以断定。

“这类行为之所以日益严重，是因为科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竞争，越是重大的研究领域，竞争越激烈，所有人都在争第一。”蒲慕明说，它所导致的后果是，大家对那些即便还不成熟的科学想法也恐于交流与分享，“科研交流的关键就在未发表的成果，现在多数会议上讲的都是自己已发表的成果，意义不大。”

在他看来，这种自我保护在某种程度上还源于商业知识产权概念的“侵入”。“与产业界有所不同的是，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想法常常在交流中出现，很难追溯源头。各个交流过程中有不同参与者各自的贡献，成型的点子不是一个人的，几乎所有想法都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

蒲慕明表示，原本科学界对于“想法”的使用、来源说明是有约定俗成的道德标准的，科研人员可以以此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从而共同维护对追寻自然界真理有共同兴趣的科学家之间自由交流的精神。可现实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缺失的一课

在过去十年间，这些有关科研诚信的宣讲内容，蒲慕明早已烂熟于心。他很早就意识到，这不仅是科学文化需要正视的问题，更是科学教育、研究生培养的空白地带。

2007年年末，在中科院神经所（以下简称神经所）的年会上，蒲慕明向所有师生报告了一件“大事”。那年春天，著名学术刊物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JCI）的主编给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生科院）和神经所来信，指出神经所一个实验室向该杂志投送的一篇论文中有伪造实验图片的嫌疑。后经生科院成立的调查委员会的调查，这个结论被证明成立。

这位神经所的“大家长”一向对科研人员和学生有着极高的要求，这件事让他心情沉重，也让他意识到科研诚信的重要性，如何处理、预防此类事件变得越来越迫切。于是，本该辞旧迎新的日子，他给所有人作了一次严肃的宣讲——什么是科研不端行为。

这样的情景，蒲慕明并不陌生。早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时，他就和其他几位教师共同给研究生开设了科研伦理课，内容就围绕“负责任的研究行为”。

“美国的学生不是很感兴趣，但他们非学不可，这是他们的必修课。”蒲慕明说道。

科研行为不端是个世界性问题，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成立了科学诚信办公室，后演变为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HHS：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的一个独立实体——美国研究诚信办公室。

2000年后，美国研究诚信办公室把很多精力放在了加强科研诚信教育和制定科研不端的政策上。他们与高校、研究机构合作，开展以科研诚信和科研伦理为主题的教育活动，很多学校将其作为必修课内容。同时，他们对HHS资助的研究拥有监督权，一旦发现学术不端行为，立即停止并归还资助。

科研诚信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项漫长的工程。“可在国内，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的学生，负责任的研究行为应该是什么样的，尤其是那些灰色地带的问题。”蒲慕明直言，所有人都默认，只要从事了科学研究，自然就会明白科研伦理是怎么回事了。

2006年11月，国内首个针对科研不端行为的条例《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由科技部公布；2012年，教育部将科研诚信纳入高校教师年度考核，开始建立科研诚信档案；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同年年底，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40多个部委机关联合发布了号称史上最严的反学术不端规定《关于对科研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这些内容学生会关注吗？导师在课堂上会讨论吗？”蒲慕明明白，他们从来都没这个机会。

2012年，蒲慕明正式在神经所开设了必修课程《科学交流、诚信与创新》，这是国内科研诚信教育的首创。

“当年教美国的学生时，单纯的伦理课程对他们吸引力不足。”蒲慕明说，为了提高学生上课的兴趣，除了借鉴在伯克利授课的部分，还特意增加了实用性更强的内容，比如，如何做好口头报告和科研写作，如何学习科研创新，并把伦理课程夹在这些内容中间。可谓用心良苦。

本课程每两年开设一次，每次课程由5次讲座和3次案例讨论课组成。开课前，蒲慕明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授课内容的梳理、阅读材料的筛选、讨论案例的选择等等。而所有科研道德案例的分析与讨论，均由所内研究组长参与指导。

目前，这门课程已在中科院继续教育网上线。

扭曲的科研文化正流行

直至2018年6月，神经所已经完成了四次课程。关于授课效果，蒲慕明坦言，很难通过量化指标来评价和衡量，但他相信，但凡听过这门课的学生，心里一定多了一把尺。“只有懂得，才会判断，进而影响自己的行为。”

研究生教育一直是蒲慕明特别重视的日常工作，在他眼里，学生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决定了一个研究所的质量和声誉。遗憾的是，他对国内普及研究生科研伦理课程的期望远没有达成，这门重要的课程仍未统一列入研究生教学体系，可见它受重视程度的不足。

而且他认为，近十年来，学术界的诚信现状愈发令人担忧。

“20年前刚回国建神经所时，我碰见的跑奖现象并不多。现在，不管科研做得好与坏，跑奖成了圈子里的家常便饭。”他告诉《中国科学报》。

“我常跟所里研究组长说，在外论文合作挂名必须符合国际通用的署名原则。但仍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常常一合作就要挂名，一挂名就是通讯作者，对文章内容不清楚也不负责。我在自己单位尚且禁不住这个问题。”蒲慕明在科学文化论坛上直言，这种礼物性挂名就是灰色地带的不端行为，但在实际工作中，大家对此心照不宣。

再比如，他还提到，由于合作带来的科研贡献的认定问题，署名顺序上的争议，导致很多课题组与合作者都是“一锤子买卖”，这种做法最终阻碍的还是科研交流的成效。

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正如《背叛真理的人们》所写，“职业野心的压力很大，而且是漫无休止的”。一种观点、一种理论或者一项技术能否得到承认，不仅决定着科研人员个人的声誉，而且决定着职业生涯的巨大好处。因此，他们选择抛下自律。

另一方面，蒲慕明认为，尽管政府科研管理机构对于科研规范和不端行为的定义、惩戒条例已经比较完善，但相应的监管机制还没有明确的责任主体，这些条例的实际执行效果并不理想。此外，学术共同体对于科研不端行为的容忍，甚至替不端行为者开脱，导致了单位的处理常常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是科研文化存在的巨大漏洞。

令他感到遗憾的是，从科学史的视角来看，这些在科学研究中扭曲行为的流行，以及科学文化对此采取的纵容态度，正威胁着传统的科学精神，正在阻碍科学的进步。并且，始终未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