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江 郭佳程

全球的科学奖项不只有我们熟知的诺贝尔奖、菲尔茨奖等。目前，科学界每年授予350多个奖项，而大约100年前每年仅授予约20个奖项。

美国西北大学的Yifang Ma 和Brian Uzzi 于2018年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的研究数据显示，1900年以来，全球科学奖项数量每年都在急剧增加，奖项数量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新学科的增长速度。1980年以前，学科和奖项的增长率还较为相近，且学科数量几乎是奖项数量的2倍；而1980年以后，奖项数量继续以1980年之前的速度增长，2015年时已经达到学科数量的2倍，平均下来约每25年就要翻一番。

奖项数量大幅增长，理论上会激发科学家整体的活力，科学家的整体水平会因此提升，然而，现实情况是奖项的激增导致了科学家之间更大的分层。有研究数据表明，尽管现在每年的科学奖项都会授予一组而非一位科学家（如诺贝尔奖），但是获奖者的绝对数量却远远低于奖项的绝对数量。也就是说，新增的科学奖项越来越集中在小部分科学精英手中。

每个科学家获奖数量的概率分布在不同学科大致相同，都不是均匀分布。研究数据显示，64.1%的获奖者在其学术生涯中至少获得了2个不同的奖项，13.7%的获奖者获得了5个或更多奖项，还有一些科学家甚至获得了20多个奖项。

研究发现，有74%的获奖者与其他获奖者具有师生关系或合著关系。如果要获得第一个奖项，那么导师至关重要，但要想获得更多奖项，则需增强与其他获奖者的合作关系。

师生关系、合作关系和获得更多奖项的可能性具有复杂的关联。一个拥有获奖师生关系网络的科学家，比没有的科学家明显具有更高的获得多个奖项的可能性。比如，在大型科研团队中，当一个科学家拥有获奖师生关系网络但缺乏获过奖的合作者时，获得更多奖项的可能性是79%，但当其同时拥有这两者时，获得更多奖项的可能性却下降至73%。

按照默顿（1910—2003，曾任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著《科学社会科学》《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等著作）的解释，普遍主义（universalism）指的是对科学家的评价和奖励应该根据其工作，个人先赋的社会属性不应起作用。

宁波诺丁汉大学教授曹聪（1997年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默顿的学生的学生）在其博士论文《中国科学精英：对科学精英形成的普遍主义原则的一个考察》中研究了中国科学精英的形成过程，发现教育的作用、科学的体制化、以成就取人等普遍因素而非个人因素起重要作用，并因此认为中国科学精英的形成是具有普遍性的。或者，至少在1997年之前，中国科学精英的形成是具有普遍性的。

然而，事实上，科学并不是完全按普遍主义的规范运行的，个人先赋的社会属性会干扰对科学家及其工作的评价和奖励。上文介绍的全球科学奖项的归属及科学精英形成的俱乐部便是极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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