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亿美元分子——追寻完美药物》，[美]巴里·沃思著，钱鹏展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

■匡志强

福泰制药在科研与商业的双重竞争环境里挣扎前行，一边与“肝移植之父”斯塔泽、化学生物学先驱施瑞伯等业内大拿比拼科研速度，一边在资本市场的起起伏伏中苦觅融资良机。也正是高强度的竞争，促使了人才脱颖而出、创新不断涌现。

“现实比小说更精彩”，读完这本《十亿美元分子——追寻完美药物》（以下简称《十亿美元分子》），我不由得想起了这句久为人知的名言。

这本书的故事并不复杂。一位在享有“全球最受敬仰企业”称号的著名药企默沙东工作的年轻人乔舒亚·博格，在其地位冉冉上升之时突然出走，并聚集一批高水平人才，创立了一家以“基于结构设计药物”为核心理念的药物研发机构——福泰制药。福泰在科研与商业的双重竞争环境里挣扎前行，一边与“肝移植之父”斯塔泽、化学生物学先驱施瑞伯等业内大拿比拼科研速度，一边在资本市场的起起伏伏中苦觅融资良机。

福泰成功了吗？如果从现在来看，答案应该是肯定的。福泰现在拥有三款获批上市的药物，市值在2018年5月已达450亿美元，位列全球药企前30强。然而在本书面世的1994年，虽然福泰已经成功上市，但它连一款药物都没有研发成功，区区135人的规模在豪门林立的制药界只是个小不点。可为何这本书能够在此后的20年间畅销不衰，重印21次，还被《财富》杂志评为“最令人增长智慧的75本必读书之一”，甚至在2014年出版了续集？

与那些充满了“后见之明”的回忆性传记不同，这本《十亿美元分子》可谓一本实录——它记载的是当时的所思所想，所行所为。本书作者巴里·沃思是一位知名记者，曾为《纽约时报》《纽约客》等报刊撰写专栏，出版过多本重量级纪实文学作品，这本《十亿美元分子》是他的成名作。

为了创作本书，1989年秋，福泰成立还不足一年，沃思就来到福泰。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与福泰的科学家同吃同住，近距离观察他们的科研和融资之路，以“内部人”的视角，记录福泰成长历程中的点点滴滴。无怪乎，书中有着大量鲜活的第一手记载，被公认为研究科技创业公司的珍贵资料。

读完本书，我最大的感受来自一个词——“竞争”。博格成立福泰的初衷，就是想用自己以“基于结构设计药物”的理念来和默沙东的天然产物筛选法相竞争，而福泰成立伊始的第一个项目，又是和哈佛名教授施瑞伯角逐谁能更早发现免疫抑制剂FK-506的分子结构，因此，在整本书中，那种随竞争而来的紧张感可谓挥之不去。

福泰与施瑞伯之间的竞争，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施瑞伯原本是福泰科学顾问委员会中的明星，但由于利益竞争，被福泰毫不留情地解雇了（和他同时被解聘的还有卡普拉斯，一位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此后，二者的竞争日趋白热化。福泰获知施瑞伯在FKBP分子结构的解析上已经领先一步，即将在《科学》上发表两篇论文。为了保证自己也能在专利权上分一杯羹，福泰赶紧向另一本名刊《自然》投了一篇稿件，没想到居然被直接退稿了！博格立刻回信告诉编辑部，如果《自然》不接受这篇论文，他们“就要在一个重要而广受瞩目的领域”被老对手《科学》击败了。结果，《自然》立刻改变了主意，将论文送出进行同行评议，并“几乎以破纪录的速度”——12天——接受了论文！事情还没有结束。福泰还需要另外一篇论文来和施瑞伯抗衡，而最晚的投稿时间是施瑞伯论文的预印本公开之前的那天中午。经过紧张得让人窒息的努力，论文最终在当天的11：55传给了《自然》。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编辑部再度直接退稿了。更匪夷所思的是，在博格写信威胁说要把论文投给《自然》的竞争期刊之后，他们居然又一次撤回了自己的决定！整个过程跌宕起伏、峰回路转，完全可以与一部惊险小说相媲美。

在《十亿美元分子》一书中，激烈的竞争随处可见。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实习轮转是全美最好的，但强度大到连斯塔泽都深感‘残酷’。实习医生全天24小时待命，每年只有1周休息……一般9个人中只有1个人能完成全部训练”。工业界也同样如此，“在一家药企内，总有两拨相互竞争的化学家……毫不奇怪，默沙东内部的竞争与外部的竞争一样隐秘而残酷”。毫无疑问，正是高强度的竞争，才促使了人才脱颖而出、创新不断涌现。

与高强度竞争相伴的，是高强度的工作。在书中我们看到，博格“一般工作到晚上10点，然后读文献直到午夜。周六时，他则在家中餐厅的一角继续工作”，连妻子都“几乎没见过他了”，“全家近两年来第一次一起出门”；晶体学家汤姆森“像奴隶般工作”，“脚肿得都站不住了”，几乎是不眠不休，终于赶在公司停电前一刻分离出了重要的蛋白FKBP；另外一位化学家山下“几乎完全住在公司里，他晚上偶尔打个45分钟到1小时的盹，靠香烟或百事可乐唤醒自己”……

竞争还带来了人际关系的紧张。阿米斯特德加入福泰时，拉来了自己的密友桑德斯。“他们就像亲兄弟一样，但兄弟就是天生的对手”，桑德斯“对阿米斯特德的成功怀着强烈的嫉妒，苦楚万端”，甚至称后者是“我的冤家”。

那么，是什么让这些一流科学家忍受如此大的竞争压力呢？答案有二：一是理想；二是金钱。博格和他的伙伴认为“大企业不过是恐龙”，相信“基于结构设计药物”的理念会在学术和实践上获得成功，同时，他们也憧憬着未来的财富。书中这样写道：“他们作为顶尖的科学家，却加入一个默默无闻、资金紧张、周六常常要加班的公司，因为他们都获得了大量的原始股——虽然现在这些股票一钱不值，但一旦公司上市，他们就会变得很富有。如果福泰成了一流的药企，他们则会变得超出想象的富有。”幸运的是，他们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掩卷之余，对“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为何薄弱”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我似乎有了一丝明悟。众所周知，我国的科研院所长期处于行政管理体系之下，很多科研人员考虑更多的不是市场或者同行的竞争，而是上级管理部门要求的各种指标和数字。不少科研人员满足于低水平的论文和成果，缺乏高水平创新的动力。可以说，面对的竞争压力不足，是我国尖端创新匮乏的深层因素之一。

与此相对的另一个因素，则是激励不够，创新成果的回报不足。在中国，很多科研成果转化后收益巨大，但其发明者却往往所获无几。许多创新思想由于缺乏支持，往往后继乏力。相比之下，美国的创业投资环境就好得多了。福泰就是由一位风险投资家策划成立的，他不但按照博格的要求招募到全部科学顾问委员会，还将公司控制权完全交给了博格。书中描述的其他创业公司，也无不拥有良好的融资环境和丰厚的激励机制。

近日报载改革开放初期传化集团老总徐冠巨“用2000元买了一勺盐”的故事，那些“星期六工程师”之所以不辞辛劳地在周末加班，正是因为有着丰厚的回报。当然，与《十亿美元分子》中的福泰相比，这种激励就显得无足挂齿了。据报道，福泰是全美员工薪酬最高的公司之一，中位薪资超过20万美元，这还不算他们的股权激励！

另外一点也许没那么重要，但也绝非可有可无。在美国，企业界和学术界的交流非常频繁简便。在《十亿美元分子》中，蒂什勒离开默沙东之后就去当本科化学教授，由此成为博格的老师；山下在福泰打拼了几年后，选择去医学院读书……这种灵活的进出机制，使得创新人才没有后顾之忧，为创新成果的涌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创新来自竞争，创新需要激励。当下，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科研体制改革和事业单位改革。进一步加强竞争动力、提升激励强度，让广大科研人员发挥创新活力，正是改革的重点目标之一。这本《十亿美元分子》，应该可以让我们获得很多的启示。

（作者系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