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如果有人读给你听呢？

目前我国带有听书功能的移动应用平台已超过200 个，行车途中、通勤路上，刷牙、洗脸、打扫卫生，“开启”耳朵听一段书的人不在少数。有人把这当作移动互联时代的福利。

但实际上，在中国漫长的古代文明史中，人们“听书”的习惯与方式一直存在。早在先秦时期，民间就涌现出了一种“说书”的技艺，而后从隋朝“杂说”、唐代“俗讲”，到宋代“讲史”、元代“平话”，直至明清“说书”，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只是借助现代科技的进步，听书的内容、形式和载体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革新，听书也正迎来一个高潮。

在“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关注“听书”。

■本报记者 胡珉琦

目前我国带有听书功能的移动应用平台已超过200 个，这也意味着市场拥有相当数量的说书类的内容产品。有人把这些产品的一大特点归为“替人读书”。

然而，这种听书模式从一开始就存在争议，质疑者认为“替人读书”是功利性阅读的产物，它只会让人越来越懒于读一本完整的书。

究竟这种观点能否得到广泛的支持？

“替人读书”为什么出现

2008年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陆续出版了一套丛书“我们的经典”，虽是学术内容，却又通俗易懂，主要是为了帮助读者精准而最少障碍地阅读并理解《论语》《老子》《孙子兵法》和《易经》这四本书。

在李零看来，这就叫“替人读书”。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营学术书店万圣书园的创始人刘苏里最早就是从李零口中得到的这个概念。

“万圣那么多年所做的，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帮人挑书。我一直有类似的想法，只是没有李零先生概括得那么精练。”

刘苏里回忆，“李零先生说，他最大的愿望，或能做的，就是替人读书”。而这是在十年以前，移动听书尚未兴起之时。

事实上，即便在传统阅读的时代，“替人读书”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导读、荐书、书评、注释本都是“替人读书”概念下的不同形式。如今，只不过将过去“替人读书”的文本内容转换成了听觉产品。

而且，在刘苏里看来，越是在这个出版繁荣的时代，“替人读书”越是不可或缺。“理由非常简单。一是书太多，二是时间太少。”于是，横亘在读者面前的一个难题便是，如何选择要读的书。

“在我眼里，大部分的书最好都有人先‘替读’，至少进行下缩写、评介，这实则就是在为读者作有效筛选。”刘苏里解释。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得到”专栏作者王立铭也赞同这种做法，而他的理由是，当下图书市场存在大量“快消品”，它们主要“贩卖”的是一些核心知识和观点。阅读这类图书，不如听别人提炼、总结后的干货更有效率。

樊登小读者创始人、樊登读书会原主编肖宏文则谈到，国人不仅买书少，而且买了不看也很普遍，这意味着，书和大众之间是存在距离的。究其原因，一方面，不是所有图书都足够接地气，另一方面则是读者的时间、阅读习惯、阅读能力差异巨大。通过专家讲解、引导、启发，带读者入门，是可以缩短这段距离的。

由此可见，“替人读书”作为一种阅读服务，它的市场空间和前景都足够广阔。

“替人读书”究竟怎么读

“替人读书”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帮人把书读薄，用几分钟到几十分钟不等的时间，高度浓缩一本图书的精华；另一类是把书读厚，将内容彻底打散、拆解、细细分析，并添加关联知识。

在刘苏里看来，不同平台选择哪种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选择由谁来替人读书，究竟谁有资格替人读书？

从市场反馈机制可以看到，例如每年推荐50本书的“樊登读书”“逻辑思维”、一年时间带读300本经典的“何帆读书俱乐部”、解读英文世界好书好文的“万维钢·精英日课”等内容产品有着数量可观的读者群和高口碑。

“但市场并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讲书人以往的经历、资质、成就，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们的可信度。”刘苏里表示。

且有没有资格是一回事，讲得好不好则是另一回事。替人把书读好，不容易。

肖宏文谈到，讲书人首先得具备出色的通识能力，有知识、思想的积累和沉淀，同时还关乎表达的艺术。

主持人出身的樊登善于用朋友式的讲述方法，既不居高临下，也不仰视讨好。尽力描述故事细节，讲述的方式、语气语调贴合故事场景，娓娓道来。他还懂得深入浅出地将书中的知识点与各种现实场景相结合，运用书中的方法、技巧与自身的经验、思考，给出应对方案。知识有用，表达亲切，这是他获得认可的主要条件。

而有一种替人读书失败的原因，也许在于某些特定类型的图书并不适宜这种方式，比如，王立铭所指的经典的文学类作品。他认为，通过讲述人的转述，会让听众失去原本在阅读虚构作品时所拥有的场景感和代入感。

非虚构作品虽然不存在这个问题，但对于一些经典著作来说，王立铭并不建议做成目前大多数平台上的短平快产品。“它们的内容要素遗漏太多，也就大大降低了著作原有的复杂性和思想性。如果未来有说书人能够将这些作品深挖，设计成详解系列，用贴合当代阅读风格的语言，更友好地介绍给读者，那是值得期待的。”

“替人读书”会阻碍读书吗

在出版市场，如果有人问，一本科普性质的著作能否和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一样畅销，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些书不够浪漫，读起来不够爽快，不适合快阅读和浅阅读，因此，想要突破普通读者的阅读壁垒很不容易。

肖宏文介绍说，樊登读书会尝试将这类读物放入读者书单，主要目的是把那些经过科学论证的理论和实践证明的方法告诉读者。这类由大科学家写作完成的普及性读物往往比较实用主义，它们与人的健康、教育、工作、生活息息相关。

结果证明，当读者经由浅显的阅读引导，明白了用书里的知识可以去指导、改变工作和生活的时候，这些实体书的销售潜力也得到了强烈的释放。

心理学家安德斯·艾利克森的《刻意练习》、神经科医生戴维·珀尔马特的《谷物大脑》、睡眠科学家尼克·利特尔黑尔斯的《睡眠革命》、儿科教授达娜·萨斯金德的《父母的语言》，甚至还有科学人文读物《爱因斯坦传》《列奥纳多·达·芬奇传》，肖宏文说，那些在国外大火，但到了国内却不被出版社看好的作品，由于移动听书提供的服务，使得实体书的销量剧增，大大超出了出版社的预期。

“因为有了别人替你读书，你就不再读书了，这个假设其实是不成立的。”肖宏文强调。

刘苏里的观点更耐人寻味。“读书的人恒读，不读书的人恒不读。”他的意思是说，有阅读习惯的人，就算有别人讲书，他也不会放弃自己读书。而那些原本就不读书的人，就算没有别人讲书，他也依旧不读。诚然结果都一样，对那些本就不读书的人来说，愿意花些时间听别人讲讲书，聊胜于无。

在刘苏里看来，“替人读书”真正可能产生作用的，是那些原本骨子里长有阅读的种子，但尚未萌发的人。因为有了阅读的领路人，从而唤起了这部分人对书、读书的重视和兴趣。

“但说到底，阅读还是需要从小培养的，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刘苏里解释，中国人阅读量少，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良好的家庭读书环境，大多数父母不读书。“耕读传家”曾是中国一种渗透于乡土社会的重要人文意识，可惜这种传统家风早已被丢弃了。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替人读书”所要服务的重要对象是孩子和父母，通过这种形式倡导亲子共读。

肖宏文表示，这也是樊登小读者在去年正式上线的原因。它的核心理念是一书两读，一方面用故事创编、动画等短视频形式给孩子讲书，让孩子对书产生兴趣，另一方面，通过图书的作者、背景、教育意义、共读方法的讲授，也让家长对童书有所认知，亲子共读有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