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剑

大学教师的日常工作都离不开写文章。对于大学教师来说，写文章是一项必备技能，也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

每年有各种各样的文章。开课，要提交教学大纲、教学日历等格式文章。结课，要提交试卷分析等格式文章。教改项目，要写申请书、任务书、年度进展报告、结题报告等格式文章，也要写格式相对自由的教学论文。科研项目，更是离不开写论文，从申请开始到结束，申请书、任务书、年度进展报告、结题报告、学术论文，一个都不能少。对于我个人而言，虽然很多论文都很难写，但最难写的文章是项目申请书。要在申请书的格式篇幅以内，写出活泼自由的新意，赢得评审人的好评，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我自己来说，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那时已经是第三次提交申请书了，前两次的申请都被拒绝。

从文章种类上来说，可以粗分为格式文章、半格式文章、无格式文章。申请书、任务书、年度进展报告、结题报告属于典型的格式文章，学术论文、学位论文属于典型的半格式文章。对于大学教师来说，无格式文章是最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各种格式半格式文章。如何在重重镣铐之下、层层框架之中保持思想的自由，写出自然清新而又创意无限的文章，将所有束缚化于无形，一直是写格式半格式文章的第一追求。最理想的文章是在写完之后，所有的格式要求都似乎是文章的内生品质，几乎看不到任何对文章的硬性规定。这样的文章凤毛麟角，可遇不可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文章写完，如果能被接受就很满意了，更多的要求纯属吹毛求疵。

毕竟，文章写作，自古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应别人要求而写，如各种应酬文字，包括各种考核考试文章。这样写出的文章，目的是娱人。这类文章只要满足要求，报酬向来很高。古代就不用说了。现代也不遑多让，且不说网上有众多代写文章的价码，更不要说，每逢年底，众多学人扳着指头数SCI、ESI文章数，多发了一篇文章就有一篇文章的钱。更广义的范围内，无论说教改项目，还是科研项目，也可以看作是一篇被录用了的文章。如果一个学者几年之内都没有满足考核要求的文章，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处境都不会太好。

另外一种文章写作方式，是自己想写。这类文章，娱己是起因。著名的例子有司马迁，宁愿忍受宫刑之辱，也要把《史记》写完。曹雪芹，举家食粥，披改十次，也要完成一部红楼。国外的也有，比如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伽罗华与人决斗前夜奋笔疾书群论。

第一类文章，是为稻粱所谋，是现代人成为大学教师的敲门砖。没有第一类文章，在目前的条件下，连成为大学教师的资格都没有。一个大学教师越优秀，其第一类文章应该越多。如今专业方向细分，有时跨方向理解都困难重重。不得不设计一套万能的统计指标，用于日常评价。既然是统计指标，数数是最主要功能。自然，量多为优，量少为差，比如SCI数、SCI他引数、H指标、Esi数等，或者反之，如Erdos数等。因此，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当今的学术大咖不仅论文的SCI他引令人仰望，论文数量也同样令人羡慕。

第一类文章中，确实也有很多好文章。著名的有钱起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骆宾王的“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国外有黎曼在就职演说上所作的报告《论作为几何学基础的假设》，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等等。从古至今，这类作品汗牛充栋，应该说，其中有不少真情实意的好文章，但是占比太低，还是假大空的文章多，以至于人们对于这类文章的作者都满怀鄙视，哪怕是大文豪韩愈也难逃谀墓之讥。近人沈尹默直接说，“不因酬答损篇章”。显然，不因酬答损篇章是理想，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酬答损篇章，才是司空见惯的正常生活。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如果凑不够指标，在现今的高校中，生存都不可能。只有将指标凑够，在高校才能生存。想温饱，指标就得远超同侪。如果还想发展得好，就需要让指标高出天际线。

以指标来评价高校老师，时间一久，自然弊病丛生。那么，有可能避免第一类文章的弊端吗？作为理工科大学教师，发表文章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发现所在领域的真理，解决各种关键的技术工程难题，发明有益于人类文明的各种方案和工具。但是如何准确评价这些文章，却是一个至今未解的难题。毕竟真理的意义不同，突破程度不同，技术工程难题的关键程度不一，方案和工具有益于人类文明的效用有差。更何况，至今，人们对于如何定义真，还没有共识。因此，用来评价文章的各种指标与发表文章的真正目的相关程度并不是很高，达到了理工科大学教师发文章的主要目的并不见得能有很高的评价指标，有时指标反而远远低于平均。能够到大学当教师的，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哪一个智商不高呢？既然智商足够，自然凑够指标为先。至于发表文章的主要目的，在个人的生死存亡之际，有那么重要吗？

更何况评价指标绝非一无是处。对于大多数年轻学者和学生，评价指标的参考价值巨大。评价指标是基于统计的，应该说，评价指标还是反映了大多数文章的质量。大多数学生和年轻学者还处于研究的积累阶段，写出的文章偏离大多数文章的概率极低，因此，评价指标还是有用的。总而言之，一个可行的建议是，对于年轻学者，依然适用现行的评价体系。对于资深学者，放弃现行的评价指标体系，启用新的评价体系，不再以数量为优先。国外的长聘教授体制，正是如此设计的。个人认为，代表作制度也只适用于资深学者，对于优秀的年轻学者，有时并不公平。当然，本文所说的资深学者，并不以年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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