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依据利己与利他的二元对立架构，某些西方学者往往认为利他主义不符合趋善避恶的自利人性，因此是不合理而无法成立的；另一些西方学者又主张利他主义在道德上要比利己主义高尚优越，结果陷入了所谓“无人性有德性”的悖论。不过，如果我们把自利、利己、利他三个概念严格区分开来，并且依据现实生活的各种冲突澄清利他主义的产生机制，就能揭示它既完全符合人性逻辑，又具有复杂道德属性的本来面目。

——《利他主义“无人性有德性”的悖论解析》，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01期

李祥俊

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学院教授

儒家哲学的根本问题在于解决个体与全体、整体的矛盾关系，它以伦理生活、道德实践为基础，追求情感融通的实质普遍性，而不同于侧重理性认知的形式普遍性。儒家以亲情为根本展开其情感普遍化维度，本体意义的情感普遍性是亲情显现的依据，而全体意义的情感普遍性则是亲情显现的结果，共同构成一个本体即全体的融通为一的情感世界。在现实世界中，儒家以亲情为根本建构起了一个情感普遍化的纵贯融通模式，对中国传统的伦理政治秩序、理智认知模式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儒家亲情观念的普遍化维度深刻地影响了传统中国人的情感生活、精神生活以至整个生活世界，今天仍然是我们探索儒学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基本思想前提。

——《儒家亲情观念的普遍化维度考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01期

刘阳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国际前沿上多种修补“理论”的方案，未及根除“理论”的盲点，即尽管致力于拆解自明性，自身却仍不得不依托于语言却也始终内含深层结构，使所说同样成为某种假象而待拆解，动摇了该方案得以成立的基础。“理论”之后，很自然地便需要在自控性祛魅的同时主动显示受控的一面，发展出积极兼容二者的临界写作；它来自符号打破二元对立深层结构、置回区分关系网络后的复杂重组及其文学实质，话题写作、事件写作、转义写作与喻说写作富于学理序列地展开为其具体方式。它们与我国诗性传统在是否自觉针对形而上学这点上呈现区别，在创造话语效果方面则具有联系：二者基于扬弃的融合，不失为“后理论时代”增进民族文化自信的有益尝试。

——《“理论”之后的新型写作及其汉语因缘》，载《文学评论》，2019年01期

杨国荣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

“新儒学”、道学、理学构成了理学的不同之名。以“新儒学”指称理学，体现了理学与传统儒学之间的历史传承关系，用“道学”概括理学，表明了理学以“性与天道”为对象，理学之名折射了理学从普遍之理和殊理的统一中来把握世界和人自身的趋向。以理与气、理与心性、道心与人心、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心与物、知与行等为概念系统，理学既在天道观的层面辨析“何物存在”“如何存在”等形而上问题，又通过追问“何为人”“如何成就理想之人”而展现了人道之域的关切。在更一般的层面上，理学突出“理之当然”，以此拒斥佛老，上承儒家的价值立场。理之当然与实然、必然、自然相联系，既展现了当然的不同维度，也蕴含了天道与人道的交融以及本体论、价值论、伦理学之间的理论关联。

——《何为理学——宋明理学内在的哲学取向》，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02期

徐波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所谓事例史（exemplar history），是指自古希腊、罗马以来的西方传统历史学，它强调历史的实用作用和历史事例的教育效果。“事例史”这一术语是乔治·H·纳德尔提出来的。本文拟通过概述西方史学传统中“事例史”的兴衰过程，去探究近代早期西方史学转变的一个面相，即从把“历史”等同于事件，在历史事例中寻求教益，到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从而去追寻历史知识的过程。我们认为，追溯从古希腊、罗马事例史的兴起，到中世纪神学背景下事例史的延续，再到近代早期事例史盛极而衰的转变，是我们把握西方史学和历史思想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也是我们把史学本身的变化与社会事实的变迁结合起来考察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传统事例史的兴衰与近代早期西方史学的转变》，载《史学史研究》，2019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