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超

查阅欧美国家出版的许多教科书时，你会发现，很多作者都是以著的方式出版。而国内的绝大多数教材的署名都是以编为主，少数署名编著，极少署名著。

在国内，当一部教科书作者要求署名著时，绝大多数出版社不同意，原因是以著的方式出版，读者或是编审等都不认为是教材，而是专著，而专著一般都会影响发行量。并且，国内一般认为，专著是不能作为教材的。

其实，对于新学科、新领域、新专业，如果能够做出系列的研究成果，完全能以著的方式写教材。那么，为什么国内外教材署名方式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别？这还得从教材的内容和发展过程进行分析。

欧美国家以个人署名的教材不管是著还是编，其内容大多有详细的参考文献和具体位置的标注，一些多次再版的经典教科书的作者都是该教材领域的权威研究者，都有原创的科研成果可以纳入。而且，他们引用的参考文献一般比较注重一次文献。这样看来，如果教材参考文献标注得足够细致，引用他们文献中的文句经过作者的重新组织，完全符合国际非抄袭的规范。如果达到上述要求，用著来署名也是很正常的。

近30多年来，国内版权意识逐渐加强，论文标注慢慢规范起来，但教科书始终是缺少引文标注的“重灾区”。一些编者大量照抄已有中外文教科书的内容，只在教科书的最后把参考文献“胡乱”地列上，并且参考的文献大都是二次、三次文献或是教材，甚至把编书变成综合抄书。另外，如果标注引文是二次、三次文献或上面所述的非著教材，这不仅毫无意义，而且还会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不如不标注的好。

遗憾的是，直到现在，教科书没有查重的惯例，原因有很多，包括缺少比对教材的电子书库及防电子教材文件被盗等措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人编书并不是因为自己是这方面的专家和客观需求，而是由于评职称和本单位的需要而编书，这种情况自然不可能做标注和以著的方式署名。

除了上述情况，有些教材作者的确花费了比较大的功夫，以编来署名不甘心，就写编著。但是，也有胆子大的作者，编书也署名著书。现在教材编、编著或著没有可衡量标准，基本只能凭作者自行确定。

这样也导致了少数作者花费大量心血撰写出来的教材与一些作者用复制粘贴而成的教材混在一起，而对于学生和读者来说，很难鉴别哪种教材具有原创性。而且，多年来国内评价教材业绩的标准是以论数（本数和字数）、论“帽子”（不同层级出版社和不同层级的规划教材）为主，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教材版权规范和标注参考文献规范需要国家出台出版法规，以及由出版社、作者、读者等方面协同发力，需要经历较长时间的扭转过渡期，才能慢慢形成严谨的教材编撰学术氛围。

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主要针对非文科类等教材）：第一，国家出版管理机构要出台一些教材引文标注的引导性指南或规定，即使暂时作为非强制标准颁布试行也可以；第二，出版社要鼓励作者按照引文标注规范编写教材，没有比较详实的引文标注的教材，一般不能作为编著署名，更不适合用著来署名；第三，作者个人要传承学术论文引文的标注方式，除了常识性的知识不需要注明，编入其他原创的重要观点、概念、公式、图表、数据等，一定引用原创作者的文献；第四，读者要提高对阅读教材的鉴赏能力，挑选原创性或是编写质量高的教材，拒绝各种拼凑式的教材。

相信通过上述多方努力，国内教材引文标注会渐渐步入正轨，高质量的教材也能不断修订再版。但是，这一过程至少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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