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当下中国的“泛教育”倾向虽然还比较隐晦，却在时时刻刻地放大其影响。它的产生一方面是近三四十年“学习社会”“终身学习”“知识服务”以及“创新”“创业”口号的概念化和商业化后的效应，另一方面，新技术的大量出现，以及对新技术的过分依赖，也在支撑着“泛教育”倾向的悄然蔓延。

“学习社会”“终身学习”以及“知识服务”本身都不天然排斥学校的存在和学校教育。因为“学习社会”指的主要是社会对于学习的提倡以及学习的热忱和渴望，它的引领者还是学校；“终身学习”是指个人不断学习（“修行”）的过程，它也不排斥学校教师作为“师傅”将个人“领进门”的良苦用心。而在互联网时代产生的“知识服务”，其所依赖的主力仍是有知识的那部分人，这部分人又多数集中在各类学校之中。

但将这些东西概念化和商业化以后，不仅词义在发生转换，实际的行为也在走向另一个极端。“学习社会”成了“在社会中学习”，故不必进入学校读书照样可以成才。商业领域流行的“让博士、硕士为你打工”，也变成一部分不愿意读书、读不好书的人的自我标榜和自我吹嘘。而“终身学习”似乎就是纯粹的自学，无须他人指导。至于“知识服务”则成了网络公司进行商业运作的手段。

概念化仅注意字面意义，商业化只关心商业价值，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将教育的内涵泛化。不论是为了面子，还是为了利益，实际的结果都是将学校的作用缩减，将学校以外的影响扩大。

“泛教育”倾向对中小学校的影响不甚明显，是因为中小学校的教育都受到《义务教育法》的保护，大学则不一样。虽然我国大学的毛入学率一直在增长，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一直没有中断，但对于国内大多数青年来说，上大学仍属于锦上添花，非必然如此，必须要读。这也给“泛教育”倾向提供了膨胀的空间。

如果说，这一切都是对大学地位的外在的消解，那么一定有内在的消解，这些有关大学的自我消解也不容忽视。

人们现在最容易看到新技术给大学带来的变化，但很少反思在一味趋新的过程中，教育功能的日渐弱化。从“电化教学”到PPT软件在教学中的硬性推广，再到网络或在线课程，甚或慕课和微课的盛行；从各种补习班到教育培训公司，再从实体的公司到虚拟的网上教育平台，时代进步的脚步仿佛从未停止，大学都在汲汲于时尚教育，生怕落伍、被淘汰。

客观地说，网络或在线课程增加了大学课程的覆盖面，扩大了大学的社会影响，并且也部分地体现出大学的社会责任。但也应该看到，所有的网络或在线课程都是着眼于普及的，内容上也总是在适应普及的需要，它与大学教育所追求的提高与深入无关。

另外，网络或在线课程永远是隔着屏幕进行，所有讲授都是标准化的，内容上每次都相同不说，也无法根据学生的情况进行及时调整、有针对性的讲授，达到古人所谓因材施教更是不可能的。而面对摄像机，多数教师的表达方式都是小心谨慎、字斟句酌，没一句多余的话。往好里说，就是记录下来像一本标准的教科书，但切实地看，整个人就像是一台预先编好程序的机器，没有生气和活力。

过分依赖技术和工具也出现在大学的科研上。文科的研究越来越缺乏思想性，而理工农医等学科为追求数量所发表的SCI收录的期刊论文，则多是在利用实验设备进行仅有技术价值的平行研究。

这里面的共性就是只有工具、手段而没有“人”。本来，没有了“人”的因素应该是谈不上教育的，但在“泛教育”的思维下，任何的工具和手段都可以体现“教育功能”。因此，在大学里课堂上老老实实地讲一辈子课，却抵不过承担一次教学改革的项目；讲课再多，也不如带领学生获得一次奖项。后者凭借承担项目或者带领学生获奖就可以轻易地享有“先进教学工作者”的称号。

工具、手段和技术永远是辅助性的，它既不能成为主流，也不能替代主体的人来承担教育的责任和义务。大学不能因为要顺应时尚，谋求数据的增长和排名的提升，就先自我消解，把自己的优势和特长拱手让人或遗弃殆尽。

应该看到，到目前为止，大学中最有教育价值的场所仍然是课堂，课堂的主体和主导力量仍然是教师，因此，怎样提高每位一线教师的教学热情和积极性，才是管理者最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个基本认知和共识，有关改进教学、提高教学水平的倡议和呼吁的意义和作用将十分有限，大学的前景也实在是堪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