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庆

电影艺术创作与其他艺术创作相比，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当数字技术介入电影后，电影的“奇观本性”与“真实本性”在高技术的作用下融为一体，产生了一种奇观与真实交融的电影美学。“虚拟现实”正在改变人们对时空的传统认识，改变着人们对电影的接受方式和心理感受方式。

德国人类学家米切尔·兰德曼曾说：“文化是人类的‘第二天性’”。文化模式对于人类而言，即是一个给定的“第二自然”和外在于个体的文化软环境。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通过对自然进行改造、创造人工自然，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一个建立在科技基础上的文化世界逐渐被建构，人们的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及其价值观也随之发生更新。近年来，对于高科技的展示和人类命运的思考成为很多电影的出发点和依托。备受瞩目的国产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即以宏大的视角，融入了对于地球文明以及人类未来命运的发人深省的思考。如果说《流浪地球》所展示的科技类型是人类向外拓展自然空间所依托的技术系统，而法国导演吕克·贝松导演的科幻影片《超体》则是对于人类自身内在潜力的探索，引发了人们对于科技是否能够改变人类意识的无限遐想。

在科学范畴里讨论技术的未来可能性，充满着各种新奇的设想和激动人心的图景。然而，作为人文范畴的技术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人类带来恐慌不安。人们常把技术活动产生的双重社会后果比喻为古希腊神话中的“窃火者悖论”。普罗米修斯把天火窃到人间，给人类带来福祉，结果反被招来的潘多拉盒子里放出的多种灾祸所抵消，他自己也被锁在高加索山上遭受恶鹰啄食的折磨。中国古代神话也有类似故事：嫦娥偷吃后羿的仙药，奔月成仙，可却在广寒宫里过着孤寂的冷清生活，终日与玉兔为伴；月宫里另一位仙人吴刚，因“学仙有过，谪令伐桂”，但此月桂仙树随砍随合，总也不倒，砍伐永无休止。

“窃火者悖论”“奔月者悖论”和“伐桂者悖论”这些神话传说都是关于技术行为带来两重性后果的描述。现代社会正越来越多地被“技术”所控制和主宰，这些“技术”越来越复杂，而普通公众却对这些主宰我们生活的技术所知甚少，只是沉醉在技术为人类创造的巨大安逸之中。

如果说技术考察的是“是不是”或“能不能”的问题，那么人文考察的则是“应不应该”的问题。在高新技术对文化领域的全面渗透中，技术的滥用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人们可以利用技术不断改进生活，但同时，技术也生成了异化于人类本性的力量。基于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影视创作不仅获得了全新的前后期制作手段，而且拥有了更加丰富的影像语言。从创作者角度，创作者的观念得到更新，无论是题材的最初选取，还是意图的最终实现，均有了更广的空间和更大的自由度；从观众角度，数字技术在改变其观影习惯的同时，也加强了电影与观众的互动关系，从而使影视进入大众化视频消费时代。但我们还应看到，大规模复制、储存方便、传播迅速的技术特点也使影视艺术日益景观化、模块化、平面化。技术在解放人的同时，也束缚了人。创作变成制作，人对技术依赖的增加造成了人的主动性的缺失。

应用技术的过程同时也应当是人与技术相协调、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相协调的过程。以技为用、以人为本，在大力发展数字技术的同时，用人文思想对技术发展进行批判并非厚此薄彼，更不是否定技术的价值，而是为了人们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面前多一份清醒。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曾说：“文化是这样一种去蔽的方式，它不只是为了我们的目的而安排对象，即自然和社会，它也促进对象本性的发展；与技术的去蔽相反，文化的去蔽要将其副作用一并考虑进去。”面对新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价值与理性的二元矛盾，电影文化既要依靠科技力量壮大实力，同时也要用自身具有的超越性人文精神约束技术理性的发展，在推进理性与价值、科学与人文融合统一的进程中，形成人与自然之间真正和谐的文化发展空间。（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