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克扬

科学和人文哪个更重要，我其实有点“偏心”。

虽然科学和人文貌似打成平手，但至少在我们的身边，能够看到的主要现象还是科学既强势（经费高飙）又落于下风（在文化影响上）的不平衡境况。斯诺说得没错，今天的人文学者大多沉浸于自己的世界之中。如同斯诺所担心的那样，由于分工越来越专业化，人文知识分子对科学的进展相当陌生，也很少有兴趣去讨论科学议题。绝大部分的思想类著作，见诸报端又与科学思想有关的，通常只占非常小的一部分。

从另一方面说，科学家们倒是难以忽视人文社会的问题，因为他们的研究本身基于一种实证的角度，需要坦率地面对复杂性的世界。斯诺本人显然也对科学文化要“偏心”一些，在他看来，社会体系的决策者不懂科学，比起科学家缺乏人文素养，直接的危害性显然要大一些。比如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的美国领袖们，因为是这一领域的门外汉，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件事的深远后果。

但是，科学家们该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呢？

作为一位兼有文理背景的教师，笔者任教于国内一所素以教育创新而知名的理工科大学，平时打交道较多的是“硬核”理工男/理工女。这些同事绝大多数有着漂亮的学术履历，对于专业富于热情，在他们身上，我能够深深地体会到某种认知和影响的不平衡。走出校园，大多数理工科教师并没有那么知名，但是显然，他们对于自己专业之外的世界也有着强烈的个人看法。我记得与一位同事在聊天时曾经有过这么一段对话：

（他）：如果论及谁更高级，那肯定是人文第一，工程第二，科学第三。

（我）：难得你对我们这么高评价呀！

（他）：不过，要说起谁更不容易，那次序可能就正好要倒过来了。

当我还短暂地沉浸在他的褒奖所带来的喜悦中，他最后那句话却让我想了好一会儿——那不像是幽默，倒像是他平素立场的诚实表达——“我确实比你聪明”，这是理科学霸心态的自然流露。其实，不止一个人有这样的心态，我的另外一些科学家朋友也爱和我一起讨论人文话题，也会时不时地丢下一句：“你的问题确实很有意思……但如果用复杂性来评估你这个问题，那可能还是……”他们的同道者可能包括一些爱好广泛的科学家，比如物理学家费曼等人，他们既涉猎广泛又对非科学的思考对象的挑战性多少有些轻蔑。

在《技术与文明》之中，刘易斯·芒福德写道：“每种文化都生活在自己的梦中。”如果“科学文化”这种说法确实成立，最极端的科学文化的拥护者，恰恰是一个认为自己没有梦的人。因为在他看来，近代科学的建立其实是基于一种看起来无懈可击的客观性，是站在第三人称看世界的表述，如果说科学还有什么文化，那它就是将事实剥落出来，使其回到自然状态的共同信念——这种“科学文化”恰好是与一般所说的文化所对立的东西，它只适合用“难—易”“简单—复杂”这样一种二元的思维方式去评估身外的世界，包括人文话题。

抱有这种“科学文化”立场的理工科学者，他们对于人文学科的理解往往是更加令人啼笑皆非的。表面上看，我那位夸奖“人文学科很容易”的朋友是对的，因为理工背景客串一下文科，看上去确实比文科生重新捡起只在高中学过的数理知识来得容易。我想起很多科学家都声称他们爱好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东西一方面具有相当的技术性，同样可以用“难—易”“简单—复杂”的模式来评价——有时候，甚至也可以和“数学之美”“逻辑的力量”通约，这是理工学者们容易认同的；另一方面，如果“人文”被理解成如此的“纯”艺术，那么它形成了理工科的完美的对立面，具有前者不具备的主观性，但是同样因抽象而美，构成了一种理想的对话客体——我的一位朋友说，这就好像一个清华的直男，他其实还是希望找个北大的文科女生，因为打心眼里他会觉得，他们般配。

唯一的问题是，这样的科学家们和工程师们也许会忽略真实的世界，忘了清华和北大之外，不同于“更快、更高、更强”的另外的生活状态。人文学科（Humanities）这个词，在它的意义被现代学科窄化之前，有着远比今天丰富的含义，它不仅是一种只求臻于妙境的技艺，也不会简单地等同于对真理的探寻。一些数学家觉得世界万物皆可以用他之所学来描述，但是这并不能代替真实的生活；工程师习惯于以专业知识“解决”所有的问题，一部分人文学者最终也转化成了某种层面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比如以经济学家为代表的一部分社会科学家可能越来越认同自己从事的是一种实证研究，他们最有代表性的呼吁就是“假如专家治国就好了……”，或者“这个问题不如听我的”。可是，人类社会的问题真的可以被清晰描述和完美“解决”吗？那之后的人类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

在这种情况下，一所理工科大学的科学文化的教育养成，也许变得更加困难了。因为科学思考的过程——及其困难——不再有普遍性的意义，人们只看重其专业的价值和完满的后果。这样的科学根本不适合有什么文化，如果有，也不过是光辉熠熠的王冠上可有可无的装饰品。在一个依然远称不上完美的世界里，试图为千差万别的每个人勾勒出一个高级，然而并不确定、不易理解的秩序，只会在短暂的高潮之后使他跌落低谷，“攀登科学高峰”的习惯说法，即使对于清华、北大的高材生们也是不完全适用的——我们的一流大学，常常忘了统计高峰下的那些“沉默的大多数”的最终去向。

“人文学科”首先针对的是“人”，文艺复兴时代以来刚刚被发现的“人”，这样的“人”既富有不可思议的可能，也具有黑暗的一面和所有人性的弱点。什么时候我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能够更多地理解现实社会，甚至能够努力推动后者的发展，成为政治、经济、生产以及其他社会关系中真实的一环，也许他们才会成为达·芬奇一类人物。

回首“科学文化”之前的时代，人文主义者不会有跨学科的问题（他们是英文中所说的无所不能的“文艺复兴人”），也不再会仅仅是“业余爱好”文学艺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所需要的许多实用知识也来自于艺术史讨论的内容）。那个时代，就连麻省理工学院也要由人文主义者出于某种前瞻投票设立（MIT的筹备，来自波士顿地区人文学会设立博物馆的经费）。他们会相信，科学只是文化的一种，而不会成为与它等量齐观甚至吞没后者的东西。

（作者系南方科技大学教授、建筑设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