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余

2015年10月9日，杜润生先生逝世。在他去世4周年之际，本文从新中国第一个中长期科技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切入，浅析杜润生科技政策的思想方法，以表达对这位老一辈科技管理专家的深切缅怀。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艰苦奋斗、不懈努力，中国科技实力实现了从跟跑、并跑乃至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大国，并正向世界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迈进。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从实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到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坚持加强领导、坚持战略引领、坚持规划先行，始终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重要内涵，也是新时代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的制胜法宝。

作为党内资深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先生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但鲜为人知的是，杜润生职业生涯的“黄金岁月”是在科技战线度过的。1956年—1966年，杜润生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秘书长、党组副书记等职，直接领导和亲身参与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以下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以下简称《科学十四条》）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在科技规划和政策制定中，杜润生提出的工作思路、原则和思想方法，不仅对当时的工作起到了指导作用，也对此后各阶段的科技规划制定发挥了启示作用。

任务为经、学科为纬，推动科学技术发展与国家建设需求紧密结合

1956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指出：“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向现代科学进军，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毛泽东主席同一时期也强调了赶超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问题。为此，1956年3月，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陈毅担任主任，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李四光担任副主任，张劲夫担任秘书长，杜润生等担任副秘书长。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制定从1956年到1967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

这个规划怎么搞？700个科学家议论纷纷，16位苏联专家也是各抒己见。吴明瑜在《科技政策研究三十年》中提到了一个细节：当时苏联顾问拉扎连柯长住会场，“也是非常着急，又想不出办法。他个头又高又大，那时正好是夏天，又没空调，热得不得了，一热就跑到卫生间用冷水冲脑袋。这个人的敬业精神令人敬佩，但是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办。”

如何解决任务与学科的关系，是规划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张劲夫请杜润生出主意，杜润生提出把“重点发展，迎头赶上”作为十二年科技规划的方针，迎头找到科学的新生长点，瞄准世界科学的前沿部分，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重点发展；并提出“任务为经、学科为纬”的方法，把任务和学科交织起来。这样，“会上几百人的思想就统一起来了，成了一个统一协调的整体”。大家展开讨论，最后归纳出13个方面57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12项重点任务。

通过十二年科技规划，首次把科学家组织到国家建设的计划之中，加快了中国追赶世界科技先进水平的进程。中国科学院把“四项紧急措施”纳入行动计划，由此带动了计算机、自动化、电子学、半导体、新型材料、精密仪器等新技术领域的建立和发展，直接推动了国防工业的发展，以致此后10多年时间就有了“两弹一星”的重大成就。

夯实基础、注重应用，明确科学研究机构的中心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

新中国成立之初，服务工业和农业生产是科技战线的重要任务。对此，杜润生认为，科学研究机构的“产品”是“生产”合乎国家需要的科学研究成果、能够引领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才，“出成果”和“出人才”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关系。科学工作应与生产紧密联系，技术工作应与生产紧密结合，但是不能要求所有的科学技术都为生产服务，比如某些天文知识、宇宙的起源等等，就无法和今天的生产联系，难道就不要研究吗？他的这一观点，和19世纪末一位美国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

1883年，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亨利·奥古斯特·罗兰在题为《为纯科学呼吁》的演讲中，呼吁美国在重视应用研究的同时要重视纯科学研究，这被后世称为美国科学的“独立宣言”：“为了应用科学，纯科学本身必须存在。”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协同发展，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基本规律。罗兰为美国纯科学的呼吁，与20世纪50年代杜润生对新中国科学发展的思考遥相呼应，这些观点共同体现了对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充分尊重。

在重视应用研究的同时也要重视基础研究，并非忽视科研与生产的结合。杜润生就此认为：“科学面向生产，与其说是科学去帮助生产，倒不如说是找生产来帮助科学。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可以推动科学不断前进的基本动力，只是社会生产。”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科研与社会生产和经济社会深入互动显得更加迫切。此时在农业战线工作的杜润生就农业科技发展指出：“把现代科学技术输入到农村中去，逐步消除城乡之间的技术差距，这无疑是科学技术领导机关和广大科技人员的重要历史使命。”这体现了杜润生对科研机构运行规律、科技与经济互动规律的尊重。

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改进研究机构的领导制度，巩固和加强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

1957年1月，我国科学技术代表团访苏，征求苏联科学家对我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意见，同苏联政府商谈进一步加强中苏两国科学技术研究合作的协议。杜润生访苏归来后，给中央写报告，认真分析了苏联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教训，指出列宁特别是斯大林大量地、残酷地打击知识分子的做法不恰当，认为我国不应当照搬苏联的做法。

在随后的反右斗争中，杜润生主持起草了有关文件，提出了“批而不斗”“斗而不戴”等方式，尽量保护科学家，为科学家服务。这个文件得到中央批准下发后，中科院北京地区的高级研究人员没有一人被划为右派。

思想政治工作是研究机构内党组织的主要任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削弱，而必须不断加强。1961年，杜润生主持起草了被邓小平称为“科学工作的宪法”的《科学十四条》。《科学十四条》提出：党组织在研究机构做好领导工作的主要标志，就是充分调动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大家心情舒畅，朝气蓬勃，积极进取，多出研究成果。为了达到这样的要求，必须正确地执行政策，改进工作方法，进行一系列艰巨的工作。对于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与“专”问题，《科学十四条》提出了“初步红”的概念，即：我们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热爱祖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已经“初步红”了。中央最后采纳了这个建议，肯定广大知识分子“初步红”。这些政策设计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改革开放后，年届七旬的杜润生为掌握农村发展实际，调研走访全国25个省份240个县，主持起草了5个中央“1号文件”。他晚年在参加一次研讨会上曾自谦地说：“农村改革靠的是一个团队。我只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实际上，杜润生的符号意义，不仅限于农业领域。在科技领域，这个符号代表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实事求是、知行合一、注重调查、善抓本质、科学民主、创新奉献等优良传统。这种传统，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科技创新重大成就背后的精神密码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我国正在研究制定2021—2035年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回顾建国初期我国科技规划工作，对于广泛调动社会各界力量，更好地编制一个适应新时代要求、体现改革开放精神、支撑大国崛起的科技发展规划，有效推进科技改革、加快实现科技强国“三步走”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