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威 潘恩荣 李恒 林佳佳 来源: 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9-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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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机互补”防范“卢德运动”重演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姚威 潘恩荣 李恒 林佳佳

“卢德运动”肇始于1811年3月,持续十年之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以“捣毁机器、抵制新技术”为根本诉求的运动,宣泄着人类在面对机器“非对称优势”时的焦虑与恐慌。

在机器已由幕后走向台前的智能革命时代,尤其近年来印尼狮航和埃塞俄比亚航空的连续坠机事件,使得人类不可避免地又陷入到与技术人工物(Technical Artifact)“狂飙突进”的激烈竞赛中。

警惕:“卢德运动”风险正在大量积聚

历史似曾相识,两百多年后的今天,人工智能在经由大众传媒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的同时,又一次使经典的“机器换人”问题成为舆论热点。

持续的结构性失业和工资下跌所引发的“生存性威胁”成为目前人类对人工智能强势崛起最为忌惮的痛点所在。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降维打击”,人类开始对自身产生不信任感,尤其在人类引以为傲的高级智力活动(如围棋、文学作品等)也逐渐被人工智能“侵占”乃至“碾压”的时候。

另一方面,由于人工智能专家与公众之间的知识鸿沟、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人工智能技术背景下“机器换人”问题可能出现“三人成虎”的效应,塑造错误的信念。

雪上加霜的是,反复提及的悲观论调使人工智能“机器换人”的争论从眼前的“失业问题”上升到了“人类命运问题”。库兹韦尔在《奇点临近》一书中大胆预言“在21世纪中叶,人工智能会超越人类,并导致人类历史结构的破裂”。斯蒂芬·霍金、比尔·盖茨和埃隆·马斯克等科技意见领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过对“人工智能崛起”的忧虑,甚至将人工智能比作核武器。

更进一步,劳动岗位替代带来人类大规模失业的巨大社会风险可能使99%的人成为《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所言的“无用阶级”,“人工物反噬人类的末日场景”终将来临。在这一背景下,对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导致空前失业问题的担忧或将诱发新一轮的“卢德运动”。

一方面,人类在对待人工智能的态度上正逐渐呈现出“两极分化”状态。与政府和产业界纷纷在人工智能领域“跑马圈地、竞相布局”不同,社会公众更倾向于将其视为“潘多拉魔盒”;另一方面,难以承接智能化变革下新旧动能转化工作的“被替代者”会将人工智能技术及其产品视为厄运的根源,“反技术进步”将有可能被“被替代者”神化为一种“极端力量”,借由对“民心”和“民智”的掌控以不断催生大规模的“卢德运动”。

有鉴于此,我们迫切需要打开“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这一“黑箱”,寻求“妙计良方”以保证人工智能技术在“预定轨道”中能够行稳致远。

人类仍占据主导地位

实事求是地讲,在工业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的今天,人类仍占主导地位。

一方面,人工智能并非“消灭”了人类劳动,而是实现了劳动分工的“转移”和“升级”。

历史经验表明,技术的变革使机器取代了人工,但同时也会催生新行业新领域新岗位。历次“卢德运动”期间,人们一度认为自己会被机器彻底取代,但这样的“恐怖场景”并未真实出现,与之相对的则是新产业和新劳动岗位在不断地涌现。

在今年的第三届世界智能大会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万钢援引的一组数据显示,尽管未来人工智能在“工业、农业和建筑业为主的行业中取代26%的工作岗位,但在以服务业为主的行业中创造了38%的额外就业机会,实现12%净增岗位”。可以预见,在智能时代,人类必将在更高级别的劳动中尽情展现人之所以为人的能力,而真正应该恐惧的是人们对“落后岗位”的过度依赖和迷恋,这是人们在面临技术优势时不由分说的“自我沉沦”。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将会解放人类的“劳动时间”。

人工智能“机器换人”不是机器替代人类本身,从“人机互补”角度看,是机器运行时间替代人类的劳动时间——尤其是重复性、机械式的劳动时间,从而让人从繁重的生产工作中解放出来,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个体可支配的闲暇时间并助力人们自由发展创造力、想象力和控制力。

因此,人工智能是实现人类高质量生活方式的重要手段。

以 “人机互补”替代“机器换人”

对未来中国人工智能战略和以“机器换人”为基础的产业政策而言,“人机互补”是一种可行的治理思路,可以从伦理、制度和教育三个方面寻求保障。

首先,人工智能技术的长足发展需要寻求伦理的支撑。人类对人工智能失控的担忧将使人工智能的研发和应用丧失源自社会的驱动力,而伦理则被视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开端。

如日本人工智能学会2017年颁布《人工智能研究的伦理准则》;2018年,英国议会发表了《英国人工智能的准备、计划和能力》的报告,呼吁为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设定伦理准则。可以说,必要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可从各方面保障人工智能技术良性、快速发展并造福人类。

其次,包容性的制度建设要紧跟技术发展的步伐。一方面,要循序渐进地实施“人机互补”,大力平抑人工智能机器换人可能引发的负面效应。在国家出台相关规划时,要充分考虑到技术发展的速度与人的生存、幸福和解放等获得感紧密契合,实现平稳过渡。另一方面,要针对“机器换人”后的失业问题建立相关的基本保障制度,如针对不同行业、岗位和人群制定社会保障托底政策,使“被替代者”亦能分享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红利”。

最后,充分发挥科学传播的“补位”功能。当下,要将人工智能的科学传播工作放在与技术研发同等重要的位置,通过聚焦人工智能的“人机互补关系”和“可控策略”等主题,充分利用新媒体和文化节等手段,普及、传播和弘扬人机互补而非对立的立场与信念。同时,尽快将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通识课程纳入到各层次教育中,引导新一代青少年对“人工智能与人类命运”做出深入且积极的思考。

“路漫漫其修远兮”,如何融洽地与人工智能和谐共生,是对人类智慧的考验。通过“伦理、制度、教育”的立体与多维重构,牢牢以“人机互补”的信念指导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我们可以实现“人机和谐”,缓解甚至避免机器异化和“卢德运动”等负面效应。

更重要的是,我们积极发挥人工智能机器替换人类重复性、机械式的劳动,推动人类更全面地发展自身并追寻更高质量的生活方式。

(作者分别系浙江大学科教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杭州推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裁)

《中国科学报》 (2019-10-10 第7版 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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