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西方学界由于把自利混同于利己却将利他排除在自利之外，结果在将利己与利他嵌入概念上抽象对立的二元架构之中的同时，又遮蔽了两者在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现实冲突，最终落入了利己主义“有人性无德性”、利他主义“无人性有德性”的悖论。只有深入辨析自利、利己、利他的概念，揭示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在现实冲突中如何生成的具体机制，我们才能澄清它们在同样符合人性逻辑的基础上又呈现出了复杂道德属性的本来面目。

——《人性与德性的两难：利己与利他的悖论解析》，载《伦理学研究》，2019年04期

卢春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从道德情感主义的道德感（moral sense）到康德的道德情感（moral feeling），情感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关键性的变化，不再落实于经验的基础上，而是通过与道德法则相关联，成为可以被先天认识的对象。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休谟的同情概念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不过，由道德感到道德情感，其间的变化并不只是由经验的层面转到先天的层面。本文通过分析休谟同情概念的旁观者视角，阐明了这一概念所带来的另一层影响，它使康德的情感概念不只是成为一个先天概念，还获得了与认识领域的界分线，情感以一个从感知觉中摆脱出来的独立因素出现在道德领域。

——《从道德感到道德情感——论休谟对情感问题的贡献》，载《世界哲学》，2019年04期

董欢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农地制度是整个社会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新中国成立以来，农地制度几经变迁，不断在“不适应—调整—改革—适应—不适应”之间循环往复。在中国农业、农村、农户发生的巨大变化面前，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也日渐呈现不适应性，突出表现为：稳定农户承包权在实现农户权益公平保护方面的制度效应存在争议；稳定农户承包权对激发农地长期投资的制度效应已不断减弱；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在促进农地资源优化配置方面尚需实质性突破；农地经营权流转对推动农业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成效不尽理想。因此，进一步深层次改革农地制度仍十分迫切。在新一轮农地制度改革中，改革的基础依然是坚持集体所有性质，坚持对农户农地权益的保护，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在于跳出过分强调农地带动农户增收的传统思路，在充分尊重承包农户分化、农业经营主体多元的客观事实基础上重构农地制度功能，改革的核心目标应是矫正稀缺农地资源的误配格局，优化配置效率，提升农业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中国农地制度：历史、现实与未来——“三权分置”政策背景下的新审视》，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04期

范广欣

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早期中国人的大学印象一个重要的来源是1895年中国最早的大学创建以前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对外国大学的观察和思考，这些观察和思考构成中国本土大学理念形成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梳理和总结出洋中国人关于外国大学的记录，可以发现萌芽期的中国大学理念具有以下特色：第一，既形成几个大致居于主导地位的基调，又兼容对这些基调的质疑和挑战，比如强调大学的制度化、规范化却不忽略教与学的自主性；第二，中国人的大学观得益于对西方和日本各国不同大学模式的会通，虽有倾向，却不独尊一家；第三，中国人经常从传统书院的理想出发了解、肯定近代大学，面对当时中国教育的现实问题，却不是完全否定传统的教育理想。

——《中国人的大学印象和中国大学理念的起源（1866－1895）》，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04期

薛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

传统中国长期保有以家庭共同体为基础的自然法体系，它由约法三章奠定，经两汉儒生层累建构完成。其基本特点是道俗相联、礼法并行，共同维系相对独立的民间生态。清末民初的读书人在专制与民主结构中重新定位本土政制，尝试建立以“民主法”为核心的“宪政体制”，但新的认知分类遮蔽了自然法与国家法的分野，造成民间自主法权的退缩与消亡。拟议中的“民主法”最终落实为“官僚法”，使得共和政府更加集权。

——《从自然法到官僚法：近代中国的法理结构转型》，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9年03期

栏目主持：韩天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