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发有（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电子文化具有强大的渗透性，不仅给文学作品的词汇、修辞、语篇、语体都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而且潜移默化地影响语言背后的感知方式与思维方式，导致语言思维的弱化与视听思维的强化。受到影视文化的影响，脚本化的叙事文学创作运用镜头化的语言来突出画面感，但过度强化语言的视听效果，难免牺牲文学语言的多义性与丰富性。杂语共生是网络文学语体的突出特征，小白文的流行是近年网络文学语言发展的新趋势，拼装美学与杂糅风格必将对文学语言的未来走势产生深远影响。在语言变化异常活跃的电子时代，一方面应该以柔性规范守护语言的交际功能与公共性，另一方面应该以语言创新回应时代的新变。文学语言真正的创新是新旧语言交替过程中的融合与共生，是语言观念的革新，是提升语言境界的系统工程。

——《论文学语言在电子文化语境中的变异》，载《文艺研究》，2018（12）

龚群（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蔡紫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

陈真教授的《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吗》一文，对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中的基本哲学倾向进行了犀利的批判，认为他不加分析批判地认定一切现实存在。然而，这一基本判断不能成立。该文指出，麦金太尔为了寻求对德性本质的界定，从描述性的叙述中归纳出德性本质概念。然而，在其论述过程中，该文试图通过在历史与传统中有效力的德性规范来进行论证。这一论证犯有事实与价值相混淆的错误，所以这一批评不能成立。尤其是麦金太尔对摒弃亚里士多德传统德性的现代道德状况的批判表明，将麦金太尔定位在“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一判断上是有失偏颇的。

——《德性与传统——与陈真教授商榷》，载《道德与文明》，2018（6）

高力克（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

鲁迅的尼采式“反启蒙的启蒙”的个人主义具有启蒙与反启蒙的两歧性以及“排众数”与“觉民众”的内在紧张，其以“超人”为典范的“立人”理想难免带有浪漫主义审美乌托邦的虚渺。五四以后，从《娜拉走后怎样》起，鲁迅开始疏离尼采及其早年任个人、重精神的启蒙主义，并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尼采的个人主义位于现代思想光谱的左右两极，作为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者，他们都提供了各自矫正与补救现代性的方案。鲁迅是一个启蒙者和现代性批判者，他批判“至偏而伪”的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而冀望于20世纪新文明。当鲁迅的尼采式个人主义幻灭，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提供了可替代的人类解放的新理想。

——《从尼采到马克思:鲁迅的思想转变》，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6）

张仲谋（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在《词话丛编》所收录的四种明人词话中，王世贞《艺苑卮言》最能代表明代词学特色及话语方式。《艺苑卮言》大力张扬词的艺术个性，以“婉转绵丽，浅至儇俏”为宗风，主张“作则宁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作为明代词学的标志性话语，在晚明清初词坛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晚明时期盛行一时的艳词创作以及“明体词”的形成，均是《艺苑卮言》影响下的产物。晚明清初词选如茅暎《词的》、沈际飞《草堂诗馀四集》、潘游龙《精选古今诗余醉》、贺裳《词旃》以及清初《兰皋明词汇选》《倚声初集》，晚明清初词话如贺裳《词筌》、邹祗谟《词衷》、彭孙遹《金粟词话》以及众多词集序跋，均可看出《艺苑卮言》的影响。尤其是清初两大词人领袖朱彝尊和陈维崧，在试图开创清词正朔时不约而同地对王世贞大张挞伐，更可从反面证明《艺苑卮言》的词学史意义。

——《论〈艺苑卮言〉的词学史意义》，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

韩东晖（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人之所以是理性的动物，同时也是政治的、社会的动物，正是源于人类生活和概念活动的规范性特征。因为人能够运用概念并用于经验，创制规则并遵守规则，作出判断并作出承诺，展开推理并承担责任。一言以蔽之，是因为人是规范性的动物。规范性转向自康德哲学开始，在当代哲学中规范性研究在多个领域蓬勃发展，以规范性为中心的视角转换和理论定向会使哲学研究的重心乃至基础发生转向。

——《人是规范性的动物—— 一种规范性哲学的说明》，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