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为在波哥大市拉乌尼翁种植胡椒的Miguel Velez等前战斗人员提供了就业机会。图片来源：《自然》网站

当第一次开始研究那些让她的祖国陷入恐怖中的人时，Natalia Trujillo作好了同“怪物”面对面的准备。

她将要采访的是参与哥伦比亚50多年的长期流血冲突的战斗人员。游击武装分子、政府、准军事力量和毒贩之间的复杂权力斗争，导致上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Trujillo有4名家人被绑架，暴力冲突同时迫使她的父亲放弃农田。她一些同事的经历则更悲惨。

如今作为安蒂奥基亚大学神经科学家的Trujillo对通过研究战斗人员来分析暴力的心理根源很感兴趣，这些战斗人员放下了武器并试图重新进入平民社会。她的机会在2010年到来了。当时，政府推出一个重新融入社会的项目，并且召集了上百名前战斗人员。

Trujillo及团队带着一些先入为主的想法对这个小团体进行了一系列认知测试，并且设置了紧急按钮，以防出现意外。“我原以为，会杀害邻居、摧毁家园、有胆量迫使其他人放弃农田的人应该是很糟糕的人。”Trujillo说。她遇到了一些符合预期的人。一些脖子上绕着链子且自负狂妄的人曾试图恐吓研究人员。但更多时候，科学家看到的是在花园里散步、和孩子们一起吃着冰激凌的普通人。

“刚开始，我非常失望。”Trujillo说。如果这些人的脑子出了问题，这会为他们所作的恶提供一种解释。但在研究了600多名战斗人员后，Trujillo开始领会到其经历的复杂性。“我意识到并非所有人都是反社会者，大多数人也是受害者。”

接纳前战斗人员

哥伦比亚的前战斗人员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德国康斯坦茨大学心理学家Thomas Elbert介绍，和来自其他冲突的老兵一样，很多人发现很难与那些不了解作战经历的人在一起。他们更有可能与生活在暴力中的人打交道。在像哥伦比亚这样的地方，这种做法很危险，因为毒贩和其他武装分子仍四处活跃。

撒维利亚精神病医生Carlos Gomez认为，哥伦比亚本身也带来了一些独特的挑战。和很多其他地方的内战不同，哥伦比亚的游击战士不是受种族或者宗教驱使，而是由政治意识形态驱动。让他们回心转意可能需要采用与用于改变激进武装分子、战争罪犯或者连环杀手的策略完全不同的方法。然而，没有人知道这些方法是什么。

维斯塔赫尔摩萨市议会主席Gustavo Tovar担心，他所在的城市以及整个国家并未作好接纳前战斗人员的准备。“哥伦比亚正处于转变的中心。”他说，“我们在并不清楚要怎么做的情况下走进了这场风暴。”

监控大脑活动发现显著差异

2017年，研究人员发现，前战斗人员的一个关键特征是他们如何评判一种行为的道德性。例如，大多数参与者会谴责试图进行的毒害行为，即便其没有杀死目标人物。但阿根廷法瓦罗洛大学神经科学家Agustin Ibanez带领的团队发现，前战斗人员不太可能谴责谋杀未遂者。他们认为，如果受害者没有死亡，就没有造成任何实际伤害。与此同时，这些人可能更想惩罚那些造成明显意外伤害的人。按照他们的逻辑，结果比意图更重要。

Trujillo在参与者中也发现了一些显著差异。在对624名前游击队员和准军事力量前成员进行的研究中，她和同事发现，移情的能力分为三种：22%的前战斗人员基本表现得像未经历过暴力冲突的人一样；32%的人能认可其他人的痛苦或者不幸，但不受其影响；剩下的人既无法认可诸如其他人的情绪悲痛等感受，也无法同情他们。

研究人员想知道，这些自愿复员的前战斗人员是否与6800名来自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左翼游击队的战士类似。后者作为2016年和平协议的一部分加入重新整合项目，其中很多人听从了指挥官的命令。这些人拥有非常坚定的意识形态。例如，生活在维斯塔赫尔摩萨附近过境区的前FARC指挥官Oscar Vega几乎把每场对话都转向对哥伦比亚政府和教育体系如何伤害人民的控诉。他仍在为自己的信仰而活。“我们的文件和意识形态说明，我们不得不通过武装或者政治方式控制权力。”

Trujillo正在比较各种疗法，以确定如何最好地帮助前战斗人员在同情心测试中改善其表现。她和同事利用脑电图监控前战斗人员的大脑活动，以期了解他们如何处理信息。在一项尚未发表的研究中，该团队发现，前战士会比平民更加迅速地识别出面孔，尽管他们在辨别面孔情绪上表现得相对迟缓。他们还更擅长执行伴随流血或者尸体的暴力图像的记忆任务。被研究人员认定为暴力受害者的人则表现出相反的模式——此类图像扰乱了他们的注意力并且使其反应变慢。研究人员认为，前战斗人员的神经线路已经适应了对威胁作出更快的反应。

不确定的未来

Pinalito位于维斯塔赫尔摩萨郊区，是一个建有各种荧光色木屋的尘土飞扬的小镇。在那里，平民还在适应和平的生活。“这太好了，再也没有人死去。”上了年纪的退休店主Carlos Garcia说。他仍记得FARC与准军事部队作战时炮火声就在门外响起。

如今，街道上很平静，人们在外面的咖啡馆消磨着时光，其中有些人失去了腿。哥伦比亚是全球地雷伤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而梅塔是该国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在政府打击可卡因贸易、油价下跌以及担忧和平或只是暂时的背景下，生活在Pinalito的人似乎极少对未来有所憧憬。

和平协议本身也受到威胁。最近，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而关键问题在于是否重新磋商该协议，从而使形势更加不利于FARC。与此同时，很多游击队员正在这个过程中丧失信仰。FARC成员会被要求在过境区生活一段时间，但那里的一些区域仍然没有自来水或者卫生设施。农业和旅游开发项目进展缓慢。全国上下超过一半的游击队员离开了过境区，转而选择在一个对他们并不安全的社会中寻求机会。自和平协议签署以来，已有上百名前FARC成员被杀害。

随着前战斗人员重新进入社会或者撤回丛林，专家对他们携带的耻辱——曾隶属于FARC并且患有心理疾病——表示担忧。天主教撒维利亚大学神经心理学家Diana Matallana希望，她的研究能向公众证实创伤如何影响前战斗人员和平民。

哥伦比亚重新整合和正常化机构地区协调员Juan Fernando Velez表示，就目前来说，资源异常短缺，问题的复杂程度超出想象。在他看来，最终，哥伦比亚的成功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及其与过往“和解”的能力。“没有什么神奇的办法。”Velez说，“我们需要理解的唯一事情是，每个人需要也值得拥有第二次机会。”

（宗华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