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醒民

科学由于其特殊的概念框架，是与人类文化——我们日常生活世界意义上的文化和其他知识形态的文化——有所对立的。但是，科学又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二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联系。科学与文化的关联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以科学的衍生物技术为中介，与文化的物质（器物）层面相关联；二是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直接与文化的制度和观念层面相关联。科学与文化是相互作用或彼此影响的。一方面，科学作为一种亚文化直接扩展和丰富了人类文化的宝库，同时科学及其技术也对其他亚文化产生强有力的作用。反过来，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或其他亚文化同样反作用于科学，为科学提供外在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氛围，影响内在的科学信念和科学预设，推进或延误科学的发展。许多学者都注意到这种双向互动现象。

科学所包含的体系在抽象性和可检验性方面高于传统文化的知识体系，而且科学包含了简单性和预言能力这样的选择理论的标准。另一方面，科学加速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在文化的认知方面，因为科学本来就是与自然界相关联的认知活动。

关于文化对科学的影响，必须承认，科学是在浸染经验和理性的文化氛围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是在现有的文化资源的框架内从事研究的。作为人类文化一个分支的科学，其本身也是文化的产物。科学的崛起是由于文化上的变革而产生了强大动力的结果，而文化上的这种变革则基于伦理标准即评价方式的变革。

美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对近代科学在英格兰的孕育和壮大，作了极为精湛的案例研究。他列举详尽的资料证明，清教主义对英国皇家学会及其领导人具有重大影响，该学会初期的大多数会员都是清教徒，是F. 培根哲学的信奉者。他们的信仰（研究自然是赞颂上帝的手段）、伦理（刻苦勤奋、节制物欲等）、观念（理性化的经验论、科学造福人类的功利主义）对17世纪英格兰科学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他说：“17世纪英格兰的文化土壤对于科学的成长与传播是特别肥沃的。”

文化与境影响了科学的起源，而且也影响到科学的发展，因为一个时代或时期的文化传统、流行风尚、社会思潮、价值取向，直接影响世人对科学的看法和态度、社会对科学的支持、有才华的人参与科学的热情、研究者的探索动机和心境、研究方向和课题的选择，这一切无不与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文艺复兴时期人的解放和思想解放，促进科学在意大利繁荣兴旺。英格兰的清教主义和清教徒，直接导致近代科学在英国大放异彩。启蒙运动和机械论哲学，把法国一度推向世界科学的中心。19世纪后半叶的社会文化背景，使德国成为物理学革命的发源地。当然，文化与境失常或险恶，则会严重阻碍和破坏科学的正常发展。

文化与境并非仅仅作用于科学的表面，它还可以直接作用于科学的深层，即作用于科学概念框架和方法论原则的形成，并进而对科学理论内容和形式有所影响。类似的例子还可以再举出一些。17和18世纪的机械论的力学理论和科学思维方式，显然与当时在生活中常见的机械钟表和在生产中逐渐广泛使用的机器有关。达尔文的进化思想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概念，也打上了资本主义社会生境的某些烙印。

文化与境对科学理论内容究竟有多大作用，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科学计量学范式的纲领性的见解是：“虽然它承认‘文化与境’是可变的，但是却否认文化与境对科学的最终内容有任何有意义的影响，或使之从属于独立自主的‘科学共同体’的集体智慧。”后现代主义的科学的社会和文化研究则反其道而行之，它不仅把科学的概念框架，而且把科学理论的整个内容都归结为文化与境的结果。依我之见，前者似乎对文化与境的作用有些轻描淡写：科学理论的经验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无疑由自然界和人的感觉经验来决定，但是理论的基础（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则是人的精神的自由创造和心智的自由发明，理论的形式也与时代和地域的理智风格（如欧洲大陆的电动力学形式偏于逻辑的演绎推导，英国的则偏于模型和图像描绘）、个人的美学偏好有关，这当然有主观性的涉入，尤其是文化与境因素的涉入；对于科学方法和理论的评价标准而言，情况也是如此。至于后者的文化决定论观点，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的。因为它好走极端，乃至故作惊人之笔。难道科学研究的对象自然界不存在了和不起作用了？难道科学理论的客观性消失殆尽了？最恰当的看法也许是在二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而张力的平衡点无疑是偏向客观性一极的。

B.巴伯特别注意到文化价值和道德偏好对科学的影响，他的条分缕析值得在此一提。他说，每一个人类社会都有标志某些种类的社会活动的一组文化价值和道德偏好，以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文化价值系统。这些价值也在科学中实现其自身，使科学的独一无二的高度发展成为可能。他列举的价值和道德信条包括合理性（试图把所有人类存在的现象变得更加一致、有序、概括的理解形式），功利主义（现代人的主要兴趣在于这个世界的事物，而不在于超自然拯救这样的东西），普遍主义（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寻找生活中的职业，都可以在一个职业等级体系中竞争任何特定的地位），个人主义（受个人良心而不是受有组织的权威的驱使），“进步”与社会向善论（通过所谓积极的合理性能够并且应该改善人在这个世界的境况，相信并赞同世界的进步）。以上的价值以及其他一些制度设计，使这个世界与科学如此奇特地意趣相投，对于高水平的科学活动特别有利。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