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升

“抢人大战”已经成为各个城市的重要举措之一，这也再次间接证明“人的充分自由的流动将是未来中国最大的红利”的判断。

在我看来，这里面至少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人才评价，二是人才流动。

人才流动不可避免地涉及人才评价，即为什么要引进该人才的问题。现行的办法多是“请专家评价”，权当“同行评议”吧，这样大家能够接受帽子评价人才的合理性，因为那是同行评议的结果。各个高校抢夺这些人才很正常。

但为什么大家觉得不满意呢？是因为这种评议往往限制名额，比如每年“杰青”是200人，如果按照排序来评选，那么200名和201名有差别吗？“杰青”是个人自主申报（即有广泛参与权），“长江”则限制每个高校同一学科（且是大学科）申报1人，现在的问题是，谁应该为第201名和大学科所谓的第二名评价？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政府层面有形的手”主导了前200名的人才评价，而后200名则留给了“市场层面隐形的手”。因此，目前人才评价的现状就是政府层面和市场层面的“双轨制”，以及国内层面和国际层面的“双轨制”。

这种“双轨制”下必然会有人获得非正常但合法的巨大收益，而为维持这种“评价双轨制”买单的实际是全社会。

大概五六年前，我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实名向长江学者奖励办公室提议：取消“长江学者申报必须原单位同意”的条款，但最后没有得到回复。

这或许是教育部和地方政府的矛盾所在。两者在行政上没有隶属关系。地方政府职能是提升地方活力及发展地方经济，而人才不可或缺；教育部职能是平衡全国的教育资源，人才流动显然存在打破平衡的危险。

事实上，对教育部而言，要装下全国的“一盘大棋”，必须看到人才培养是全球性的，而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和地区。

就国内而言，互联网、快速交通和物流业等发展已经将空间距离极大地压缩，大学教育自1998年自主择业开始，其培养也不再是“为地方服务”的概念了。

因此，教育优先发展的策略应是“生均教育经费的全国一致，包括小学至大学教育的全部阶段”，培养的人才都是中国的，都在为中国服务，甚至服务于国外及全球。

这个操作起来也不难，如全国总教育经费以占GDP的4%为总量，中央政府根据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进行财政补贴计算即可。如果实现，西部相对不发达地区学校教育显然会获得更大的经费支持，教师待遇也会提升，同时全国性的人口流动也不会受制于“户口”等的制约，减少“留守儿童”“少年失学”的现象。

但这样一来，清华大学获得的经费会减少吗？似乎不会，越是好的高校获得经费的渠道越多，如竞争性的研发经费、私人及校友捐助等等。

最后总结一下我的观点：首先，全国性的人口流动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人才更是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教育部门要顺应大势，从全局的角度布局，优先实现全国教育经费的统筹，将是利国利民的大事。

其次，在人才的评价上要逐渐地消除“双轨制”，逐步退出政府层面的依赖，让它回归“科研共同体”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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