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韩扬眉

“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同时伴随着对资源的消耗与生态系统的破坏，这导致的生态危机正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近日，在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的“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面向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哲学全国学术会议”上，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何鸣鸿的发言引人深思。

人应如何认识自己、认识自然？万物是否平等？怎样利用好科学与技术这把“双刃剑”？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如何构建？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类应如何与自然相处。

生态哲学家们始终在追问着：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一方面，我们利用和改造自然，获取物质财富的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另一方面，森林毁坏、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等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些严峻挑战不只是某个具体对策就能应对，而是需要思维方式的转变。

清华大学教授卢风指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社会不同维度的变革，但最终是哲学与思想观念的改变。”

“我们需要对工业文明时代的经济、伦理和科学技术等进行哲学反思，找出造成生态破坏的深层次原因和解决之道，以此为指导，最终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研究所教授肖显静说。

反思、改变，是否就意味着退回伊甸园般的原始社会，抑或是田园诗歌式的农业社会？

在北京大学教授徐春看来，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螺旋上升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并不意味着对工业文明的完全否定和遗弃，需要有继承与保存，更要有超越。“建设生态文明需要依靠工业社会已有的物质基础和完善的市场机制，同时更要致力于利用生态系统自然生产的循环过程，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并不断建设性地完善这种和谐机制。”

“技术对自然界，尤其是对生命的改造正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该问题的本质是深层生态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欧阳志远认为，技术发明不仅要符合科学规律，而且要符合人类生态学规律。

科学技术让人类变得强大，也让人类变得“不堪一击”。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叶平说，当今的环境问题，可以说是科学发展过程当中造成的问题。“科学总会伴有风险，正是要使科学不断完善起来，减少风险，我们应该确立科学技术的生态观和生态伦理道德。”

“技术风险急剧增高的社会根源是穷追技术享受”，欧阳志远提出，具有社会属性的技术特别是高风险前沿技术，无论是做国家储备还是社会推广，要考虑3个问题：风险是否可以预测？技术实施过程中出现问题是否可以控制？产生负面影响能否可逆转？

科学需要质疑，技术也应当允许批判。在欧阳志远看来，科学与技术有必要分开理解，科学不光为技术开辟道路，更重要的是要解释技术的深层负面作用。“一门学科，尚未找到其科学基础之前，终归是一种假设，所以科学有必要弄清楚技术的后果，摆脱技术绑架科学的局面。”

中智科学技术评价研究中心编辑部主任、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周国文指出，环境哲学不能只停留在思考的“神坛”之上，必须回归指导生态实践。

中国生态哲学脱胎于环境伦理学，发展至今将近40年，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生态哲学，以更好地指导生态文明建设，这是中国生态哲学学者们一直思考的问题。

向内溯源，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中探寻当代生态哲学的意蕴，中国古代先贤们早已提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民胞物与”……这些思想跨越时空，启迪着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缓解人与自然矛盾的应对之策。

向外借鉴，诞生于西方的生态哲学以其系统化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思想资源，我们需要基于中国国情，吸收内化并指导解决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环境保护行动已经从‘后台’走向了‘前台’，未来，在拿出中国范式、贡献中国智慧，走向引领者的过程中，我们仍任重而道远。”叶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