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女》

《阁楼上的疯女人》

《第二性》

俞敏洪一番有关女性的言论，引来口诛笔伐，演员张雨绮、作家六六都在第一时间反驳了俞敏洪。很快俞敏洪就诚恳地向全国女性道歉了。

“男女平等”是政治正确，却不是真正的“平等”。这个结论的依据是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的著作《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作者研究的对象是日本，当然厌女症不单单出现在日本。

什么是厌女症？“厌女”的英文是misogyny，表现为对女性化、女性倾向以及一切与女性相关的事物和意义的厌恶。厌女症分两种，即男性蔑视和贬低女性，以及女性对自身的厌恶。

日本作家永井荷风的厌女思想表现在，他接一些欢场女子回家当成妻妾照顾，当中有些女子以为自己和永井之间有真正的情爱关系，或者像家庭主妇要求丈夫般对永井指指点点，他就立刻中止这种关系。

因为在男性心中，理想女性分成为“成为妻子/母亲的女人”和“成为妓女/性愉悦对象的女人”。这种“圣女”和“妓女”的分野是由男性定义的。

在厌女思想的历史上，还有叔本华、奥托·魏宁格等从18到19世纪的诸多男性思想家。

当今社会中，厌女症已经成为习以为常的观念，潜移默化地融入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中。

“贤妻良母”“相夫教子”“贤良淑德”“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这样的词语背后隐藏的是厌女症。

“娘”和“女里女气”是贬义词，“被划定在女性一边的气质和词语都遭到贬低，这一贬低不仅直接发生在女性身上，更体现在那些胆敢越界的男性身上”。

“剩女”，一个女人如果生活得好、工作能力强，但没有结婚，就会被人可怜，尤其是被女人自己。而女性以“像男人”之类的话语来显示自己的能力强，同样是厌女症的体现。

上野千鹤子，日本女性学领军人物。1948年出生，京都大学社会学博士。她的学术训练和学术背景清晰可见，包括福柯、拉康等。

福柯说，性别的不平等并非是自然产物，而是历史的构建、权力的支配，是非常识性的、非自然的。

同样的，厌女症也是历史的产物。作者将现实社会的各个层面纳入视野，她的目光所及，从文学美术到社会事件，从家庭关系到天皇制度，从女校到娼妓……译者王兰认为，“这种广度与深度，使本书成为解剖‘厌女症’现象的堪称独一无二的文化批判力作”。

书中列举了不少日本社会热点话题，其中特别详细地分析了“东电女职员”事件。

1997年，一名站街女被杀，这原本是普通刑事案，然而警方发现，死者是应庆大学毕业，在东京电力上班，收入不菲。

于是整个舆论哗然，是什么使得这个外表光鲜、并不缺钱的女白领自愿去当站街女的？媒体、作家、学者作出了各自不同的解释。

这一事件有很复杂的心理背景。一方面是报复男人，“是在给男人标价啊！”女性将自己低价出卖，更多是认为眼前这个男人只配得上这个价。另一方面，也是对女性对自身的厌恶，而这种心理可以说是“所有生活在近代产业社会中的女性的普遍性情感”。

“回答对自己容貌有信心的，只有女性的一成，几乎所有女人都对容貌怀有不满或不安。不奇怪，因为估价的标准，在男人手中，女人只有被折腾的份儿。”上野千鹤子说。

“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遍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这也无庸讳言——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分别。”张爱玲在70多年前这样说。

厌女症是可以被超越的吗？上野千鹤子的答案是否定的，“由于我出生成长在一个厌女症根植太深的世界，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厌女症的世界”。

还记得那个“阁楼上的疯女人”吗？《简·爱》中罗切斯特的妻子伯莎，一个不被读者重视的人物，美国学者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将她从阁楼上请下来，通过《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一书，抨击了父权主义文化对女性的精神束缚。这部著作也成为20世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经典之作。

从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到汉娜·阿伦特、苏珊·桑塔格及上野千鹤子等诸多的女性主义研究者，女性主义者们就是自觉意识到自身的厌女症而决意与之斗争。

中国的情况如何呢？曾经的妇女解放、“妇女能顶半边天”，现在面临的却是“女性就业难”“学得好不如嫁得好”等情况，我们也需要更深层次地挖掘中国的厌女症，并思考当下的男女关系、男女平等等问题。（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