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8-11-2 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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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献策破“四唯”


 

10月23日,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并明确了各部委清理“四唯”的具体范围。科学网博主对此非常关注,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观点和建议。

同行评议应更加开放

破“四唯”实际上是一个学术评价机制问题。其实,国内外对每一个人、每一项成果想作出一个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体量太大,评价成本太高。如何尽可能地解决这个问题呢?全世界的学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发明了一个叫“同行评议”的办法。

同行评议无非针对三件事。

第一,同行评议论文发表。一篇文章水平高低、有没有价值、是否值得发表,找几个本领域的同行评一下,再加上编委和主编的判断,这是到目前为止最有效的办法。

当然,也有人会说,同行评议也有其弊端,有些原创成果可能会因为同行之间的嫉妒等其他不公平的原因而推迟发表甚至被毙掉。

我们承认,这样的例子一定是有的,但这样的例子一定是非常少的,而且越是高水平的杂志,这样的概率越低。

第二,需要同行评议的是基金申请。类似于评审论文,一个标书是否有水平、是否有创新价值、是否值得资助,仍然需要同行评议。

如果说论文的评审国际化大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的确比较高水平的国际期刊还是国外的多,而多让外国科学家评评也没什么坏处。但基金就不同了,这可涉及真金白银,涉及国家的科研导向甚至机密问题,把这个评审权都交给外国科学家,这不很危险吗?

其实,这种担心大可不必。首先标书并不是单单送给某一个国家,全世界一流大学数以百计,相关的专家教授更是数以万计,都分散在几十个国家。如此送审,不可能让某一个国家或组织掌控一个国家的核心科技导向或机密。

并且,只有通过这种国际化的同行评议,才能让我们的学者和管理人员真正清楚自己在全世界范围内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定位。也只有这样,才能既不会妄自菲薄,也不会夜郎自大。

第三,涉及同行评议的是职称晋级。在全世界范围内,大学里老师的职称无非就是讲师(助理教授)、高级讲师、副教授、正教授这几个级别。大学的水平千差万别,当然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判断晋级,一个普通大学与清华、北大能是一个标准吗?当然不能,所以需要同行评议。

就职称晋级而言,什么是同行评议?这里以澳大利亚为例,笔者了解到几所大学都有类似的举措。比如说一个人要申请副教授或正教授。评审委员会通常会让申请人推荐4个评审专家,系里或学院找专业人士再推荐4个评审专家上报到校长处,最后校长会从8个人里面选出4人发信邀请他们评审。

作为申请人推荐的4个评审专家,是很有讲究的。首先这4个人所在的大学一定不能比你所在的大学差,至少专业水准和名气不能差,另外,评审专业的水准绝对要在自己之上,否则评审意见将没有说服力。

那么为什么校长还要申请人所在的系再推荐4个与申请人不熟悉的评审人呢?当然是为了尽量减少申请人和评审专家可能的人情因素。通常校长最后决定的4个人里面,最多两个是澳大利亚本土的教授,另外两人必须是国外的。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校长给这些评审专家发信邀请评审的内容里,除了对申请人科研、教学、社会服务这三项有详细的评价,最后会问评审专家,如果这个申请人申请你所在系的副教授或正教授,你会作出怎样的判断?这个问题直中要害,这直接关系到评审专家的学术声誉,凡是珍惜自己“羽毛”的人都不敢掉以轻心。

当然,全世界的教授都很忙,评审是有费用的,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荣誉。

所以,就我们国家的职称评定,不妨借鉴澳大利亚的方式,尽量国际化评审。在当今这个国际化的时代,相信任何一个层次大学、学院、系在全世界范围内不难找到与自己相当的大学、系,以及稍高水平的教授做评审专家。

只有这样,才会得到尽可能真实的评价结果,这对我们如何客观真实地定位、找到问题、将来如何提高无疑是有帮助的。就我所知,几年前清华的某些院系就这么做了。

今年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对内如何改革,取决于对外开放的程度,学术界亦如此。

(王善勇http://blog.sciencenet.cn/u/SY2012)

评价系统应重视“四看”

俗话说,不破不立。破除四唯,确实势在必行。但是“破”是为了更好地“立”。针对如何“立”,如何设计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笔者提出科研评价新“四看”。

首先,对基础研究要看代表作(科学贡献)。以前,对基础研究,我们重视论文数量、影响因子和引用次数。

引用次数数据是很容易操作的,导致现在的ESI论文可信度逐年下滑。所以,新的评价要看代表作和具体的科学贡献,评副教授1~2篇代表作,评教授3~5篇代表作,各类人才计划和奖励不超过10篇代表作。同时要写清楚具体的科学贡献,比如有什么新发现、新进展、新突破。

其次,对应用研究要看核心技术(产业贡献)。现有评价系统重视专利数量、系统演示和产品样机,这就导致应用研究的“革命不彻底”,经常半途而废。

新的评价系统中,建议要看实效,即发明专利不转化不行,核心技术不领先不行,产业推广不落地不行。

第三,对应用基础研究,要综合看代表作和核心技术(综合贡献)。具体如何划分两者之间的比例,也要与研究问题或者项目是偏重理论还是偏重应用。这个要具体项目和具体成果,就事论事,一事一议。

第四,对参与人员要看参与效果(实际贡献)。目前的评价体系,过于重视项目负责人的贡献,忽略项目参与人的贡献,导致科研人员难有实质性合作,尤其参与人积极性不高。

因此,新的评价系统要明确给出每项成果中,项目负责人和每个参与人的实际作用和贡献比例。参与大项目出大成果要比主持小项目出小成果相对贡献更大。

“两弹一星”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作为一个高度分工协作的大项目和大成果,既有基础研究,也有应用开发,还有大系统集成。该项目产生了至少23个著名科学家。(陈德旺http://blog.sciencenet.cn/u/dwchen)

管理部门应简政放权

敢于承认“四唯”对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的危害,并采取行动,对于数百万教学科研人员是一件好事。但希冀有关部门的联合行动起到立竿见影、标本兼治的效果,笔者认为这未免太过理想化了。

其一,论文、奖项、学历、职称是我国教学科研体制的一块基石,尽管不合理,但在没有新的替代物之前,将这些“大厦”的基石全部抽走,“大厦”将瞬间倾覆,陷于一片混沌之中。

其二,如果产生“四唯”和破“四唯”的是同一个部门,那么做起来就会更难一些。

其三,当下的教学、科研,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只是一种职业而非事业,一种谋生手段而已。既然是谋生手段,在全民素质还没有得到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存在绩效问题。因此,考核是必要的。对于知识分子,完全摈弃了论文、学历、职称,从何入手加以考核呢?

其四,“四唯”的泛滥,与科技教育体制管理的行政化有关。而破“四唯”中,却没有看到行政管理部门简政放权的影子。行政部门掌握了大量的资源,为了彰显其行政权力,为了获得上级部门认可的绩效,总会以项目、工程的名义发起一轮又一轮的考核。在指挥棒引导下,科研院所、普通教学科研人员其实都是受害者。

其五,“四唯”的横行,还与我国所处特定历史阶段存在密切关系。物质决定意识,摆脱贫困但没有实现共同富裕,这才是各种急功近利的科技教育政策屡见不鲜的经济根源。

改革开放前,大家共同贫穷,没有贫富差别,知识分子无论是教书育人还是从事科学研究,都能够在一种平和的心态中进行。反观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国民整体生活水平较高,作为中上收入阶层的知识分子,几乎不会屈服“四唯”的大棒。

无论如何,“四唯”已经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这就是对中国教育界、学术界一个大的利好。作为知识分子一员,我们最好的做法就是以谨慎乐观的态度,守候梧桐树下,静等花开。

(李明阳http://blog.sciencenet.cn/u/jlrlmylt)

新标准应“分而治之”

鉴于科技评价靠数论文数、数项目经费、数获奖数量等等“数数”评价法评出的众多“人才”奇葩丑闻不断,近期国家开始痛下决心开始清理“数数”评价法的核心“四唯”问题。

但新的问题也伴随产生,就是如何建立新的评价体系去取代“数数”评价法?笔者认为,新的评价方法,从可操作角度看,不能完全抛弃“数数”评价法,而是应该将“数数”评价,限定在一个具体范围之内。重点要解决的,应该是如何界定和评价高水平原创性研究。

首先,对于刚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硕士、博士的评价,采用“数数”评价法。原因在于,他们的论文写作能力和基本学术规范的训练还是必要的,在国内外比较好的期刊上发表论文,能说明一个人的基本科研能力的好坏。

其次,对于“985工程”大学的教授、博导等“帽子”人才的评价,就不能采用“数数”评价法,而应重点评价学术原创性、技术核心性等方面。

有人认为这不好操作,笔者曾经提出过一个简单的评价方法:能够用10个字以内说清自己原创成果的是一流成果;能够用20个字以内说清自己原创成果的则是二流成果。

总之,论文并不是不重要,而是要看在什么评价范围内以及如何使用论文。

(季丹http://blog.sciencenet.cn/u/tom)

科研评价应回归本质

197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重要论断。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闭幕式上发表了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自1978年起,“文革”后我国第一个科学的“春天”起航了。

然而,“文革”十年使我国在诸多领域与欧美国家的科技差距进一步拉大了,诸多知识分子不清楚外国同行在干什么、科技前沿在哪里、科研成果如何评价,等等。

鉴于此,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南京大学提出了SCI学术评价标准(简称“数数”),后被全国科研院所“克隆”。笔者认为,当时采用这个标准起到了某些积极作用,不能全盘否定,毕竟对于“跟跑”有一定益处。

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当“跟跑”得差不多的时候,再采用这个“数数”标准已不合时宜了。君不见,这个标准已催生了一批靠“灌水”起家的论文搞手,助长了急功近利的歪风邪气,鲜见重要的原创性成果冒泡。如果再不及时叫停,我国科学的“冬天”即将来临。

科学研究的重要使命是探索隐藏在黑暗中的自然规律,技术研发的重要目标是突破卡脖子的技术难题。所以说,科研评价的标准,应当是看科学家发现了什么新规律,看工程师解决了什么样的技术难题,这是国家科技发展的基石。科研评价只有最终回归本质才是硬道理。

所以,再按“数数”标准搞下去,我国的实质性科技进步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清理“四唯”的启动,非常及时。

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科研评价改革已进入了“深水区”,无疑会遇到许多“既得利益者”不同程度地阻挠,为此必须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和壮士断腕的决心,才能破除改革之路上的各种桎梏,如此我国科学的“第二春”可期。

(秦四清http://blog.sciencenet.cn/u/qsqhopeiggcas)

代表作评价应客观对待

科学计量学能解决绝大多数宏观的科学计量问题,但很难解决微观的尤其涉及学者个人的科技评价问题。宏观的科学计量问题包括国家或区域层面的科技评价、科技绩效评估等。但并不是说,科学计量学可以解决所有国家或地区的科学计量问题。

在举国争创“双一流”的大背景下,几乎每个高校、每个学院、每个学科都在进行量化考核,追求科研成果、课题的数量。从这个角度,尽管一些指标数据水平上来了,但仍然要打折扣,因为这不是国家或地区科研本来应该的样子,换句话说,这些指标的数据被扭曲了。所以,国外发达国家科学计量学总体上反映的是科学研究的自然状态,更加接近客观实际,我国可能同样的指标,但实际水平会被高估,这是需要注意的。

微观层面的,科学计量学大致可以进行学者的影响力评价,但很难进行作者的学术水平、科研质量评价,要作这些评价,相对靠谱的还是同行评议,但我国的同行评议总体上质量仍有待提高。

现在评职称、人才工程、项目申请等在数论文、课题数量,或者在计算科研积分,这是在误用科学计量学,因为科学计量学从来没有肯定这种做法。问题是,如果不这样数,那么掌握话语权的少数人,完全可以用几篇垃圾论文得到其想得到的一切,普通老师根本没有机会。

这里特别谈谈代表作制度。代表作评价原来用在职称评审过程中,近年来有愈演愈烈之势,如何客观冷静对待代表作评价,使得其更好地为科技评价服务,这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代表作评价制度不成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刊评文。以刊评文虽然不合理,但已经成为一种潜意识。如果作者的论文发表在普通期刊而非权威期刊,究竟如何提交代表作?从创新角度,可能发表在普通期刊的论文创新更大,但提交上去后,评审专家往往会先入为主地以期刊的知名度作为评判标准。

第二,代表作很难具有时效性。对一位学者而言,在1年小考核,3~4年大考核的背景下,代表作并不具有代表性。比如8年前作者发表的论文有很大的创新,而现在的论文虽然在同一研究领域,但相比而言并没有那么大的贡献,因为他已经开拓了一个小的研究领域,其他学者跟进发表了大量论文,本人论文的贡献现在横向比较就流于一般了。

第三,代表作评价提高管理成本。采用代表作评价的本意,不是让评审专家看论文名称、期刊名称的,而是要看论文内容的。前者会陷入典型的以刊定文,后者会增加无穷无尽的管理成本。

第四,我国同行评议制度并不健全。相比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同行评议制度在执行时漏洞更大,甚至比数论文数量的问题还要大。

第五,代表作制度难以进行宏观评价。相关文件要求在“双一流”大学评估、学科评估等宏观评价中也采用代表作,怎么用?以刊定文还可以勉强凑合一下,如果看论文质量,要通读全文,恐怕至少要从全世界找百万个评审专家。

第六,如果学者在构建一个理论体系,可能需要数十篇甚至几十篇论文才能完成,每篇论文贡献可能都一般,但整体贡献就很大,此时代表作不能反映水平。

第七,代表作评价异化,催生伪代表作评价。由于以上原因,科技评价变成数代表作的数量,与以前的数论文数量相比,并没有本质区别。真正的代表作评价,是要阅读原文的。

第八,代表作制度降低了违规成本。代表作就几篇论文,掌握资源的人设法发几篇过得去的代表作还不容易?根本不需要写论文了。

所以,及早思考代表作评价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找到解决的路径,然后结合科学计量学、文献计量学的相关指标来进行评价,才是有效解决问题的办法。

科技评价必须拥有一定的稳定性,不宜出现较大幅度的评价方法变化。对于每种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都应该弄清楚其存在的优点与不足。

简而言之,代表作仅仅是科技评价的一个指标。根本就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价方法,这才是科学计量学的真谛。回归科研的本质,回归科研的乐趣,遵循科研规律,可以说,这是科学计量学不会被误用的前提条件。

所以说,采用多属性方法进行科技评价,防止单个指标存在的片面性,另外,加强一些防止人为操纵指标的设计,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思路。

(俞立平http://blog.sciencenet.cn/u/yuliping)

公开评价应全面实施

清理“四唯”的用意肯定是好的,但效果上会如何,这会与操作过程尤其是操作实施人员的学术水准与职业操守有极大关系。

笔者认为真正最需要改的,在于要确保同行评议的真正有效性,而确保其有效性,必须尽可能地全面实行公开评价,尤其是在高层次人才的评定上必须慎之又慎,且要尽量全面实施公开评价。

高层次人才相比全部科研人员,只占很少数的比例份额,他们必须作出重大原创性成果的才能被评定为高层次人才,没有重大原创性成果的“高层次人才”,其帽子应一律摘掉。

同时,笔者建议,对普通研究人才应实行类似日本的年薪制度。要让他们有足以维持体面生活的基础工资,且工资增幅主要以工龄来决定工资收入等级,其他的业绩考量仅为辅,尽量少做或最好不做“胡萝卜加大棒”赶着大家去拼指标业绩的事情。

对于所有人才,包括工程技术类人才,不应该用科研经费数量、成果数量进行奖励,每人拿了自己的基础工资即可,若做出的技术研发的确有市场价值,只需要确保其能合理稳定地获得其工程技术市场化后的市场收益分配即可,不用额外奖励,尤其不应该用纯粹的指标数量进行奖励和决定升迁,若有要特别奖励和破格升迁,必须是该人才作出的成果非常有价值才作考虑,否则都主要以工龄来决定待遇级别。

不论是高层次人才还是普通人才,对于其中个别确有问题的,依法依规及时辞退即可。

当然,不用担心过于放松的业绩管理和过松的指标管理会导致人才队伍懒散的问题,这是因为科研只有靠兴趣推动才有最大的创造力;教学只有靠良知、职业责任感和教师的自我尊严感来推动才会有最好的教育成效。

(钟定胜http://blog.sciencenet.cn/u/holyskyz)

《中国科学报》 (2018-11-02 第2版 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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