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胡珉琦

最近有档特火的文博节目——百集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每次用5分钟的时间讲述一件国宝的前世今生。第十一集出场的主角是“妇好玉凤”，197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这件凤形玉佩线条流畅、风韵迷人、侧身回首、转顾生姿，它属于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殷墟妇好墓出土多件玉龙，而玉凤仅此一件，可见它的珍贵。

过去，考古文博界普遍认为，妇好墓出土的大部分玉器的玉料来源是新疆和田，质地出众，“妇好玉凤”也不例外。可是，日前出版的一本《新疆和田玉开采史》却完全推翻了这样的认知。从史前到西汉中期以前这一漫长历史时期大量出土的古玉原料根本不在新疆和田。

这一颠覆性的观点对考古文博界而言就像一枚定时炸弹，图书发布会上的消息一经传播，就有妇好墓相关研究人员提出了强烈反对，而身为本书作者的中国玉器专家、新疆和田玉行业协会会长于明的手机几乎每天都被“狂轰滥炸”。

不过，于明再习惯不过这样的情境。过去七八年里，每次他亮出自己的观点，紧跟着就是一场论战。

《新疆和田玉开采史》，于明著，科学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

一个人的追问

妇好墓是殷墟宫殿宗庙区内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十几年前，曾经有人对妇好墓出土的玉器来源问题提出过疑惑，结果很快被发掘者堵了回去——不是新疆和田玉，还能是哪里的玉？

如果回到那个年代，半路出家的于明恐怕也只能道歉了事。可是，这样的疑虑在考古界其实一直存在。

在此之前，有必要明确和田玉的概念。它并非新疆和田地区所特有，而是指一类主要由透闪石这种矿物质组成的玉料。世界上许多地区都有和田玉的发现。

随着中国出土大量古玉，很多学者在研究过程中都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些出土古玉的玉料和现在新疆和田玉有些不同，比如河南安阳花园庄东地殷墓、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河南三门峡虢国墓……感觉不同却又说不上来哪不同，当时的考古界就采取了搁置的态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卢兆荫解释，造成这种局面存在现实的阻碍。一般性的仪器检测只能确定玉料是不是透闪石，但仪器无法确定具体的产地。如果要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就必须对玉器进行破坏性取样，然而这种方法在古玉研究中是不被文物管理部门所允许的。于是，所谓的科学依据到了透闪石这一步也就到头了。

不能忽略的一点是，玉料问题确切说是地质学问题，而不属于考古文博的范畴。“按一位地质学前辈的话说，在玉器研究领域，地质学界和考古界完全是两伙人，中间需要翻译。”于明的意思是，这两个学科之间没有交叉，研究者彼此不懂对方的学科语言，因此无法合作探讨玉料问题。

近些年来，研究人员才逐渐开始有所认识，考古学需要地质学的介入，而地质学也需要考古学的知识来把一些自然现象解释得更清楚。

2000年以后，于明就接受专家的建议，在北京大学学习了半年的地质学专业知识，还经常跟着地质学者跑野外。

不管别人在不在意，于明决定去追问那个困扰他的玉料问题。在他看来，玉料来源既是玉器研究的难点，也关乎不能忽视的历史细节。“它是成器年代以及成器所传承的文化解读的依据。”

“籽料无糖”解难题

现如今，于明很有底气地回答，“玉料是可以认识的”。

既然不能直接对古玉鉴定，那就只能用最不省力的办法，一个一个去昆仑山—阿尔金山沿线的玉矿看原料，分析它们有什么共性，又有什么个性特征，然后与古玉作对比。

之后的十几年，于明接触了很多新疆的采玉人，他们虽然离学术很远，但他们离一手材料最近，日积月累形成了很多独到的认识。

新疆和田玉分为籽料、山料、山流水料和戈壁料四种类型，其中以籽料最为名贵。出土古玉的玉料来源大多是指和田籽料。于明发现，在新疆产区流传着这样一条谚语：籽料无糖。

这个糖色，指的是透闪石的次生色，它是铁元素进入玉料裂隙后形成的红褐色色调。这句谚语的意思，并不是说和田籽料绝对无糖色，而是说有糖色的籽料占比非常小。

于明的实地考察印证了这个说法，他甚至直接表示，自己就没有见到有糖色的和田籽料。

有了这个可用来鉴别的特征，于明还充分利用了自己工作的优势。他坦言，这些年来所有出土玉器的50%，其中精品玉器的70%~80%都上手观察了，这是很多人得不到的机会。

由于他带着糖色的眼光来看待古玉，问题很快迎刃而解。他发现，商—汉早期出土玉器大部分都带有糖色，而且是很重的糖色。这些玉器的糖色与和田籽料无糖特征对不上。山料倒是有糖，但整个昆仑山与阿尔金山山料的开发时间很晚，这段时期不可能有山料开采活动。

于明断言，商至汉代中期的出土古玉不是新疆和田玉！起初，故宫博物院玉器部“掌门人”、研究馆员徐琳为此没有少和于明较劲，西周晋侯墓发掘者吉琨璋也多次和于明讨论。

可是，一旦他们开始转变视角，抓住糖色这一关键角度时，发现还没有能够驳斥于明的反例。

此时，他手握的证据不止这些。于明最初是从事古代文献研究的，挖掘文献是他的强项。他几乎是从20年前起就开始整理与玉文化有关的文献资料，经手过的文献没有1000本也至少有800多本。这几年，他把其中与玉料有关的文献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他试图去回答一个问题，既然商至汉代中期的出土古玉不是新疆和田玉，那么它们究竟出自哪里？

先秦的许多文献提到“昆仑”地名，许多人认为这就是特指现在的昆仑山，并由此引出古人所指的昆仑玉就是现在昆仑山出的玉。可于明研究发现，古代昆仑根本就是一个高山的统称。他结合文献和进一步的野外调查认为，这一时期的玉料来源应该是在甘肃、青海地区，这是与当时、当地的自然环境、开采条件更为吻合的。

尽管一路遭到否定和质疑，但就在这本《新疆和田玉开采史》发布时，卢兆荫先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目前在玉器研究领域还没有一个人能像于明这样积累如此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也是全面系统梳理玉文化文献史料的第一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处长、研究员刘国祥直言，这是目前国内和田玉原创研究的最高水准。

和田玉进中原最大功臣

《新疆和田玉开采史》最初只是源于于明的一个解不开的疑问，但随着一个问题的答案显现，下一个问题便又冒了出来。这就又涉及本书提出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创观点，汉代中期以后，新疆和田玉真正进入中原的时间节点在哪里？这到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还是由于某一突发事件？

2015年江西南昌海昏侯墓的发掘是当年考古界的一件大事，墓葬出土的文物极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发现了籽料半成品，这是至今为止出土玉器中和田籽料的最早原生态。于明说，这一时期（公元前74年）玉料来源是多样化的，既有和田的，也有其他地区的。这也意味着，这一时期应该是玉料来源的转换期。而到了稍晚的陕西汉元帝渭陵，玉器已经基本全部来自和田。

再往前推，于明一直对一个地方耿耿于怀，它就是“玉门关”。玉门关是当年汉朝中央政府在西域与中原的道路节点上设立的关卡。根据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陈梦家先生的考据，玉门关的设立时间应该在公元前110~公元前108年。而这一时期正是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后，中原与西域开始进行贸易的时刻。

于明大胆假设，新疆和田玉进入中原就是因为张骞出使西域这个独立事件的发生。在此之前，中原没有新疆和田玉。

这个观点再次招致学界的一片争论。《新疆和田玉开采史》正式出版前，于明把书稿给了七八位业内人士提前审阅，其中有四五位专家都以为，这样的说法过于武断，没人能百分之百排除张骞出使西域前，有新疆和田玉少量、逐步地传入中原。

“至少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在这之前的出土玉器证据。”于明始终坚持在这个问题上不留余地，除了这个原因，还有一方面是源于他对玉文化的个人理解。

“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就算有零星的和田玉输入，也不是两个政权之间有组织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互通。”于明认为，西域游牧民族本身不存在玉文化基因，偶然的交换或者流转不能等同于一种文化现象。

况且，他特别强调，新疆和田玉什么时候进入中原还涉及学术界的一个原则性问题，不该含糊其辞。

近几年来，和丝绸之路一同提起的还有一个叫作“玉石之路”的说法。它的主要观点就是，默认商代以来新疆和田玉已经成为中原出土玉器的玉料来源，因此提出，在张骞打通丝绸之路以前，就已经存在西域与中原玉石贸易的路线。那么，丝绸之路不过是在古代“玉石之路”上拓展出来的。

过去在无法质疑这个观点的大前提时，于明也认为这样的说法不无道理。可一旦明确了新疆和田玉真正进入中原的时间，“玉石之路”的说法也就彻底站不住脚了。

于明：学术争论是我想要的

于明的耿直、任性“冒犯”了很多同行，甚至在这么多年野外考察的路上，让陪同他的人叫苦不迭。

新疆和田玉行业协会秘书长杨翔宇自认是团队的兼职司机、向导，外加“保姆”。在他的记忆里，于明有一个口头禅“无论如何”，而他做事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计划性，“只要决定了的事，可以不顾后果和安全”。

过去，昆仑山上没有车路，想要到达一个玉矿，直线距离5公里的路，就得走上12个小时，那可是海拔4000多米的山路。即便现在通了车，道路条件依然很恶劣，随时可能遭遇危险。

但是，于明坚持用脚做学问，爬上每一座玉矿，亲手采集原料。“除此之外，就算是矿主带下来的，我都不信。”他认为，只有这样采样才可能确切、真实。

这是追求真理，还历史一个真面目的应有态度。“因为这个目的，我必须说真话，不打马虎眼。”

面对各种争议，于明始终乐于接受。“学术争论是我想要的。我不怕被攻击，怕的是避免交锋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