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渤

学术期刊是学术论文的载体，是进行学术交流、传播科学信息的重要途径。最近，关于中文期刊的讨论十分热烈。我认为，重拾“文化自信”，办好并发展中文学术期刊，有其合理的方面。而坚持学术与国际接轨，融入国际学术潮流的观点，也很符合客观现实情况。在求学旅途上，中文学术期刊总是伴随我前行。

读大学时，我常常在图书馆的期刊室里这里看看，那里翻翻。很多的论文其实是看不懂的，只是偶尔觉得一些论文很有意思，就认真读一读，并做些笔记。印象最深的是一篇关于湖南祁东奥陶系地层的研究论文，研究的地方是自己家乡，就把它记下了。

上《矿床学》课程时，老师布置的课外作业是阅读专业文献，并以作记录、摘要作为作业。我以《矿床地质》上一篇关于江西冷水坑银矿的文章为参考，完成了作业。

其实到大学毕业，我不知道如何阅读文献，如何综合分析文献资料，更不懂得阅读文献的真正价值。但不知为什么，就是对那些中文期刊感兴趣，感觉这样丰富了自己的大学生活。因此，于我而言，中文期刊伴随自己度过了大学美好时光。

大学毕业转入研究所读硕士，接触到的中文期刊就更多了。而且导师特别强调要阅读文献。那时基本没有英文原版刊物，研究所资料室只有一些影印英文刊物。所以，硕士研究生阶段阅读的基本是中文文献。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开始在一些中文期刊上发表论文。那时，研究所考核没有论文的要求。写点文章基本是凭兴趣、爱好。

直到读到博士研究生时，导师要求我的论文必须上一个水平。这才逼着我开始去啃那些影印的英文期刊论文。很多文章都是在《英汉地质词典》的帮助下读下去的。英文期刊论文的内容较中文期刊要丰富一些，理论水平要高一些。但阅读速度慢，理解困难。所以，我当时主要阅读的文献还是中文期刊。

如果说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和科研，开启了我的科研之路，那么，中文期刊帮助我步入科研之路。

波兰留学时，在克拉克夫矿冶大学（现克拉克夫科技大学，AGH）图书馆的期刊室惊喜地见到《地质学报》（中文版）。后来又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地质研究所图书馆书库里长长的书架上碰见《地质学报》，不但见到了历年的中文版《地质学报》，而且见到该刊创刊时发行的英文版《地质学报》。再之后，在西澳大学的图书馆也见到了中、英文版的《地质学报》。

《地质学报》是中国地质学会主办的地质科学学术刊物，创刊于1922年，原名为《中国地质学会志》（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创刊时为西文（英、法、德文）出版。1952年，改名为《地质学报》，中文出版。1966年因“文革”停刊，1973年恢复出刊。1986年，为满足改革开放，对外科技交流的需要，出版了中英文对照的《地质学报》英文版刊物。我想，如果《地质学报》一直保持创刊时的风格，到SCI、IF和分区盛行的今天，那也是中国地学界、国际地学界的一颗十分闪亮的星。

我的研究生以硕士为主，我对他们的要求是先写好中文学术论文。鉴于历年研究生毕业论文送外审，年年大同小异、三言两语的评阅意见，我们便要求研究生在读期间能够在中文刊物上发表论文——刊物审稿要严很多、认真很多。

当然，要求硕士独立在《地质学报》这样的刊物上发表论文，那确实很难做到。所以一般采取学生与导师合作的形式，让研究生得到锻炼，向优秀中文期刊投稿所能学到的东西远较课堂要多。

在我看来，中文论文都写不好的研究生，想写好英文论文是不现实的。道理很简单，我们目前的英文普及程度远比不上国外。试想，目前大学里有几个教授能够用英语授课？又有几个教授能够给学生写好一篇英文推荐信？相对应地，有几个本科生、研究生能听懂英语授课，并进行正常的英语交流？故此，我认为，在强调中文期刊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不能忽视中文学术期刊的“文化现实”。

如今，在澳大利亚ACT地区很多公共服务平台的电脑显示屏上，已经有英、中、日等多国的语言选择。由此，我认为，与国际接轨也能找到中文期刊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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