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近朱

【于是，在维也纳就有了人们俗称的“贝九”“舒九”“布九”和“马九”。】

“九九归一”。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九”是一个至尊之数。作家秦牧先生曾以这个数字，梳理了“九”在古今中国大千万象中的种种情状。仅说故宫、天坛等古代建筑，殿堂亭阁之雕梁画柱、玉栏石阶等，皆是9、18 、81等“九”或“九”的倍数。于是，“九”这个数字便充满了难以言说的意涵和神秘莫测的色彩。东方如此，西方如何？至少，在西方古典音乐中，这个“九”数也有着令人瞩目且同样神秘的现象。

“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三位大师中，“交响乐之父”海顿写了百余首交响乐，莫扎特写得少多了，只有41首。到了贝多芬，他这一辈子57年，只创作区区九部交响乐。在音乐历史上，他是第一个涉及到了连中国人都极其青睐的“九”这个数字。据说，他已有了第十部交响乐的构想，但是命运让他在“九”的面前戛然而止。接着，贝多芬身后关于“九”的“交响乐故事”便纷至沓来。

贝多芬有一个“粉丝”，叫舒伯特。在音乐史上，他被誉为“歌曲之王”。他崇拜贝多芬，因性格腼腆，同在维也纳二人却终生未曾谋面。1827年春，贝多芬离世。隆重的葬礼上，舒伯特露面了，他加入为贝多芬扶棺的行列。一年之后，1828年，舒伯特追随贝多芬而去。在维也纳，他们的墓地比邻而立。这位以创作歌曲蜚声世界的音乐大师，也曾创作过交响乐。但终其31岁的一生，他创作交响乐的数目与先师一样，也是“九”。这不是刻意追随，英年离世的舒伯特，也止步于“九”数面前。

贝多芬和舒伯特二人在维也纳同与“九”数相衔。其后，在音乐之都，还有两位音乐家也将“九”数铭刻在音乐丰碑上。一位是19世纪下半叶大器晚成的作曲家布鲁克纳，一位是走进20世纪声言为“未来”创作的马勒。这两位艺术家终生以交响乐创作为主，是名副其实的交响音乐大师。但一步入交响疆域，却像命中注定一般，他们一生也都是创作了“九”部交响乐，便与世长辞。

马勒在写完《第八交响曲》之后，很是忌惮，未敢直书“第九”，而是投入排行“第九”的另一交响之作；他命名的标题是“一个男高音与一个女低音（或男中音）声部与管弦乐的交响曲”——《大地之歌》。之后，他还是写完了标为“第九”的交响乐。但这已是马勒人生的“尾声”。当他开始写“第十”时，生命终止了，留下未完成的草稿。最终，马勒也停在了“九”数面前。于是，在维也纳就有了人们俗称的“贝九”“舒九”“布九”和“马九”。

事不止此。在不远的波西米亚，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曾写过响彻世界的名作《新大陆交响曲》。作为浪漫时代中“民族乐派”的大师，他涉足了交响乐，终其所作，又是一个“九”部。英国那位走进20世纪的著名作曲家沃恩·威廉斯，在他的生命最后时日，创作了第九部交响乐，然后撒手人寰。

宿命一般的“第九”，跨过世纪，穿越流派，萦绕在交响乐上空。这个神秘的现象极为震撼，以至让我停下搜寻，不想再看到有“九”数一现眼前。

事实上，这些音乐家生前从未知晓“九”数是他们的终结。因为，辞别人生是谁也不愿意看到，又是自己不可能规划与定夺的。因此，“九”之终结，就是一个没有人为因素的自然形成，就是一个不能不面对的真实存在。虽然，我们似乎总有个幻觉，想象着有一个无形的身影，在为这些乐圣巨擘安排和设计人生的和创作的轨迹；但这却是发生在音乐历史上的实实在在的史实。于是，这个“九”数的聚合，只能理解是大千世界并不鲜见的一个“巧合”吧。

当然，后人对于这个“巧合”，往往会去寻找一些必然联系。这才有了贝多芬的崇拜者舒伯特循先师规制创作“九”部交响的联想。这不是事实，但却赋予了人们的美好寄望。作为音乐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贝多芬，他的交响大作是整个交响音乐领域的旗帜，这多少也把他所创造的“九”这个数字神圣化了。此后，晚生碰上“九”数，似乎都在沿袭与遵循先师巨匠的脚步而不可超越。

这是音乐历史上一个有事实依据的趣话，究其所以，不能够也不必要有一个结论式的共识或答案。只是这个“九”数之象，在东方和在西方，皆有这么多深意和这么多关切，确也是一种文化晕染而出的轶说。我曰之“宿命”，说的是这不啻为不可释解的一种“命中注定”。特别是生死皆追随贝多芬的舒伯特，其宿命色彩确实有点丝丝入扣。

但，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翻看这些趣闻，便对艺术传承的必然性，又有了从神秘主义视角来诠释的一个小小空间。在聆听这些充满“九”的宿命色彩的音乐名作时，必然会生发出别样的感觉与感受，这倒是让我们能更深地体悟到了音乐的一种另样的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