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陆琦

2016年10月，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公报，2015年全球二氧化碳平均浓度首次达到400ppm。而就在上个月，这一纪录被再次刷新。根据美国在夏威夷的观测，2017年4月18日地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达到410.28ppm，再创历史纪录。

这令从事气候变化研究的科学家们感到担忧。“通过减排来减缓全球变暖至关重要，但可能不足以降低已有碳排放带来的气候风险。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同样重要，却解决不了所有问题。”5月13日，英国南安普敦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John Shepherd在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太阳辐射管理科学与治理研讨会上直言。

人类迄今为止已经向大气中排放了1.9万亿吨碳。如果要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之内，从今以后的碳排放必须限制在1万亿吨碳以下；如果要把升温控制在1.5℃之内，全球碳预算将更为紧张。

在John Shepherd看来，即使今日起碳排放减为零，全球变暖还将持续几十年。然而人类还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完全脱离化石能源。

为此，科学家们正试图利用太阳辐射管理（SRM）的地球工程来降低全球变暖的风险，即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有计划、大规模改变地球环境的技术措施。研究人员正在考虑的主要建议包括：将微小的反射粒子喷洒到平流层中；或者将海水喷入低层大气，即海云形成的区域，来增强海洋云层的反射率。

“SRM是一个理论建议，旨在通过阻挡少量的太阳光来使地球冷却以降低全球变暖的一些风险。”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John Moore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SRM不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替代品，但如果它付诸实践，将是迅速减缓、停止、甚至扭转全球变暖的唯一已知的方式。”

不过，John Shepherd坦言，目前模型研究的依据仍然有限，不确定性高，对SRM的全部影响仍然知之甚少，比如对臭氧层、酸雨、PM2.5、全球降水的影响等。此外，物理的影响只是其中一部分，从社会政治层面去证明比自然科学研究更为棘手。

“这是一个双风险的权衡。”John Moore表示，不是说必须做SRM，而是考虑作为应对气候环境风险的一个选项。

过去大多数SRM的研究和讨论都在发达国家进行，中国仅少量学者对国际动态有零星关注。“2015年我国启动了第一个地球工程的‘973’项目。”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陈迎介绍说。

她表示，现有气候模式模拟工具可用于分析SRM等地球工程的潜在影响，但研究相对薄弱，特别是社会科学角度的研究，尚未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对地球工程认识不足难以支撑负责任的决策。

为此，陈迎建议，减缓适应行动不放松的同时，精心部署SRM等地球工程技术发展战略，将其纳入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加强地球工程的研究作为科学决策的基础，倡导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互补和融合，积极参与地球工程的国际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