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超

那年，我从事了一个最接地气的专业——采矿工程。

我的科研生涯可以说是从1981年做本科毕业论文开始的，那时做的是采场作业面粉尘的分布规律和测试技术标准，到了今天可能谈起来还是不俗的内容，因为还有人在重复做这类研究。那时我们自己加工模型、组装实验装置、设计和开展实验，并写成报告。几个月时间，我们不论白天晚上和周末，都自觉认真用心去做这件事。研究结果还由指导老师写成了职称论文发表，虽然没有我的名字，但现在一提还是可以的。

比较系统地进入科研训练是1983年开始做硕士论文阶段，那时我一个人跑了3个省的6座矿山做现场调查。由于那时很多企业还不知道研究生为何物，所到之处很受礼遇，有时连矿长都亲自陪我下井调研，那时候当个硕士生感觉还是蛮自豪的。

之后，硕士论文选的题目是高温采场排热风量的计算方法研究这一课题，关键是确定采场矿石爆堆的热能与风量的热湿交换系数。我采用的方法是实体模型试验研究的方法，自己到学校材料科领木板、水泥、石料、电热元件等，然后自己在实验室花了几个月时间构筑起一个长十多米的模拟高温采场热交换模型出来，也是当时国内第一个这类模型。那年做的实验和获得的结果，以后也被编入了相关设计手册，放到现在肯定可以申请专利，报个成果。不过该模型在实验室留了很多年，成为本科生的实验项目。

留校以后，年轻人经常被老教师派出去做现场实验，这也是惯例。

那时出差可没有现在这么神速和风光，坐的是硬座慢车。我们的科研项目大都在安徽铜陵，晚上从长沙出发，坐9个小时的慢车早上到武汉，在武汉“流浪”半天多，再坐上汉口开往铜陵的轮船，通常是第二天下午才能到。出差在路上那么长时间是比较难熬的，我的几个老师经常在出发之前带上一盒熟饭和一包榨菜，上了火车就用开水泡饭吃，北方出身的老师经常是自带冷馒头充饥。

出差路上都不可能住宾馆，只能住很便宜的招待所，遇到招待所床位紧张的时候，两个人睡一张床也是有的。

到了科研所在地的矿山，住的更是简单。那个年代矿里的招待所都是一张光板床，需要自己先搞卫生，再找工作人员借被窝铺上，吃饭是与工人一起到食堂吃。

老教师们出差在外坚持个把月，能得到比一个月工资还高的补贴。就是这点钱，也让理科和文科的老师羡慕不已，觉得搞工程的人有机会出差，比他们有钱。而对于青年教师来说，在那矿山孤独地呆上一个月，简直坐牢一般，要与家人通个话还得到邮局排上一个小时的队。不过也能静心写写书信。

那时我们在现场做实验也不是为了什么写论文和搞成果，就是一心一意解决实际问题。每天认真跟班下井测试数据，那时与工人和技术人员打成一片的润滑剂就是一根烟，我的老师们都抽烟，需要矿工和技术员帮助解决什么问题，先递上一根烟好像就能疏通了。当需要工人出大力气时，一包烟也就解决问题。

记得有几位老师身上经常放着两包烟，一包是劣质烟，自己抽的，一包是稍微贵一点的，做“润滑剂”用。

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上千万元的电镜和科研经费。但我们所做的科研现在看起来其实也不算太差。我1988年做的一些硫化矿现场爆堆自热实验数据，现在有研究生还在引用并写成SCI的文章，甚至是国际刊物的文章。

矿业突然转好的年代是2000年以后，在那之后的不到十年期间，矿业诞生了一大批亿万富翁。

回忆过去，比较现在，少点抱怨，多学习过去的科研精神，出点有价值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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